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动态演进的创新史。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创立的知识传授体系、1810年柏林大学确立的科研使命、1904年威斯康辛提出的社会服务理念，构成了前三代大学的基石。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正在催生新型研究型大学。

当下，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正陆续出现，这些大学的本质是打破传统边界，以颠覆性理念重构知识生产模式，以科技赋能重塑教育生态，以全球协作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国内的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可以说都是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代表高校。这些大学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全球协作，推动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创造”转型。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大学也承担着成为社会创新的核心节点、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人类未来的文明引擎的全新使命。

系统性变革：最新技术引进教学与科研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突破，体现在对传统大学核心要素的系统性变革。这些大学往往将最新技术融入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尤其突出的是知识生产维度和组织形态层面的变革。

在知识生产维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开环大学”计划最典型，其打破线性学制，允许学生根据职业需求多次进出校园，将知识获取周期从“四年制集装箱”扩展为终身学习循环；欧洲的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其课程“工程师的挑战”要求学生与非洲农村社区合作设计太阳能供水系统，将“全球问题本地化解决”的理念融入教学。

在组织形态层面，这些大学也各有特色。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取消传统院系壁垒，组建“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等50个跨学科平台，教授团队需同时承担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三重职能；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TUM）通过“双聘教授”制度，让企业研发主管直接参与学科建设，其与西门子共建的“工业4.0创新中心”成为欧洲智能制造的人才枢纽。

深圳理工大学与鹏城实验室共建“教育-科研-产业”超循环体，学生毕业论文课题的80%来自华为、腾讯等企业的真实技术攻关需求。欧洲的丹麦技术大学更进一步，其“开放式创新校园”将企业研发中心直接嵌入校园，学生可实时参与诺和诺德的胰岛素生产线优化项目。今年获批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学也拟设立“产业教授”制度，相关学科/领域的行业头部企业的技术高管，如首席制造官，可深度参与有关专业建设，教室与智能工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设备数据互通。

学科专业设置：国家战略与前沿科技并重

尽管新型研究型大学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先锋实践已显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共同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大学的“基因图谱”。

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学科专业方面，体现了国家战略与前沿科技并重的鲜明特质。

大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学科方向，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工程教育转型”计划，将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与生物制造整合为“未来机器”跨学科项目。欧洲的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设立“神经工程与脑机接口”跨学科中心，融合生物学、材料学与计算机科学，其研发的脑控义肢技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国内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则聚焦生命科学、化学、微电子三大领域，搭建“冷冻电镜中心+超算中心+自动化实验室”的闭环研发体系，科学家可在虚拟实验室中完成基因编辑方案模拟，再通过自动化平台进行高通量验证。2023年其冷冻电镜平台解析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占全球新增量的12%。

当下，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超级节点，实现创新网络的全球耦合。比如，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开发“虚拟药研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球12个时区实验室数据无缝衔接，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周期缩短40%。

福耀科技大学则面向战略性前沿新兴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建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智造与未来技术学院、运载与智慧交通学院、新材料与新能源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和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专业学院。

多元化师资生态：以跨界思维破解复杂难题

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的构成也与传统大学并不完全一样。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注重构建多元化师资生态，包括建构跨校、跨国人才的师资矩阵，以跨界思维破解复杂难题，打造全球创新共同体。

深圳理工大学教师40%具有海外顶尖实验室经历，30%来自华为、大疆等科技企业研发部门。西湖大学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共享冷冻电镜数据平台，科研效率提升50%。斯坦福大学通过“开环计划”引入谷歌首席科学家、SpaceX推进系统工程师担任实践教授，其“技术转移办公室”成为硅谷初创企业的核心智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则首创“学术企业家”岗位，允许教授将50%工作时间用于创业，其孵化的公司DeepMind已成为全球AI领域的领军者。

这些高校在人才培养中，也更重视问题导向的创造者。比如，南方科技大学“书院制”将本科生纳入教授课题组，大二学生就已经可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一些新型高校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创新策源能力，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比如，上海科技大学依托上海光源、活细胞成像等大科学装置，在2022年实现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动态捕捉技术的突破，为疫苗研发缩短关键时间窗口。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的价值愈发体现在培养具有前瞻视野、跨界整合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的“新人类”，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可能在这场变革中书写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

（作者为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