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质疑如今成为投资者对中兴通讯关注的热点。

　　尽管论坛下有回复称，其原因可能因年报依规披露公司整体财务、经营成果等信息，而单季亏损、裁员细节等非强制内容未专门说明。然而，细观中兴通讯财报，其营收接连下滑之势难以忽视。此背景下，公司高管却获得数以千万计的大额收益，形成鲜明对比。

　　核心业务失速，中兴通讯业绩缘何下滑？

　　不久前，中兴通讯（000063.SZ）发布了2024年年报，只是这份成绩单却并不尽如人意。报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12.99亿元，同比减少2.38%；归母净利润84.25亿元，同比去年93.26亿元减少9.66%，这也是公司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情况。

　　针对2024年业绩下滑，中兴通讯并未在年度报告中做具体解释。公司表示2024年，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深入发展，行业投资结构调整，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坚持创新引领，保持战略定力，加速从连接向算力拓展转型，并控制经营风险，努力实现稳健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财报期内中兴通讯在第四季度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公司单季度主营收入312.54亿元，同比下降10.34%；单季度归母净利润5.18亿元，同比下降65.08%；单季度扣非净利润-7.19亿元，同比下降341.14%；负债率64.74%，投资收益1.12亿元，财务费用-2.65亿元，毛利率37.91%。

　　中兴通讯营收的大幅下滑，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该公司核心业务的失速。作为中兴通讯基本盘的运营商网络业务，在第四季度的剧烈收缩成为业绩下挫的核心推手。财报显示，2024年该业务收入703.27亿元，同比下滑15.02%，自201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这一颓势直接关联国内5G建设周期的拐点——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增5G基站同比减少14%，三大运营商5G资本开支较2021年峰值缩水36.3%，这一数据的降低，也意味着5G建设期红利基本结束。

　　因此，当行业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应用深化，高度依赖基站设备销售的中兴通讯，其商业模式遭遇结构性冲击。尽管公司试图通过5G-A技术升级维持市场份额，但运营商网络业务收入占比仍从60%以上降至57.98%，传统增长引擎明显失速。

　　此外，中兴通讯第四季度营业成本高达216.75亿元，较营收峰值季度反超22.05亿元，叠加销售、管理费用升至年内高点，暴露出转型期资源错配的隐忧。而作为“第二曲线”的政企业务虽实现36.68%的收入增长，但毛利率骤降19.58个百分点至15.33%，揭示出服务器存储领域价格战的白热化。这种“增量不增利”的困境，在消费者业务中同样显现：尽管手机出货量增长，但低毛利家庭终端占比过高，致使其对利润贡献微有限。更严峻的是，国际业务在亚非市场4.04%的收入增长，被10.56个百分点的毛利率下滑完全抵消，凸显新兴市场拓展的成本代价。

　　业绩下滑并裁员，高管薪酬却逆势上扬

　　在全球通信设备行业步入调整周期之际，中兴通讯交出了一份令市场五味杂陈的2024年成绩单。

　　而在财报期内或为应对营收收缩，中兴通讯选择“降本增效”：2024年员工总数从72093人降至68375人，裁员规模近4000人，人均薪酬同步下滑。然而，这一举措与高管薪酬形成刺眼对比——管理层2024年领取近7000万元薪酬。在业绩滑坡、股价低迷的背景下，这种薪酬结构引发投资者对“管理层责任与回报匹配度”的质疑。

　　从财报数据可见，中兴通讯的部分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在2024财年的收入较高。其中董事长李自学年收入达790万元，而公司总裁徐子阳的年薪更是达到了近千万的级别。此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执行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四人共计收入超过3000万。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中兴通讯的董事长薪酬收入就高达872.2万元，在行业中排名第一，但通信网络设备及器件行业36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平均薪酬仅为153.31万元。

　　据中兴通讯财报显示，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李自学1964年出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元件与材料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具备研究员职称。1987年进入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从事微电子技术的研发及管理工作，历任技术员、混合集成电路事业部部长、副所长、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等职，2018年6月，任中兴通讯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

　　在2018 年中兴通讯面临海外制裁的重大危机，李自学临危受命，快速组建高管团队，稳定军心、提振信心，使公司实现了快速恢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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