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此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为何绩点牵动人心？改革背后传递了何种信号？本科生评价改革应如何深化？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警惕绩点功能“异化”

“准确来说，北大取消的是绩点制，即以绩点作为学业评价核心指标的制度，而非绩点本身。”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看来，绩点作为衡量学业成绩的工具本无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方式。

记者了解到，绩点制源于国外，目前，国内高校普遍采用平均学分绩点（GPA）评价学生学业成绩。如今，除学业评价，绩点还广泛应用于保研、评奖、评优等。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史静寰认为，绩点制难以完全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投入和能力水平。当各类评选都与绩点挂钩时，学生的关注点极易窄化为“如何获取高分”，这正是绩点功能的“异化”，不利于其多样化发展。

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经历，目前在中学任教的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生李女士坦言，自己比较擅长纸笔类考试，所以大学4年GPA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事实上，成绩达到中游的同学已能掌握专业核心知识。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别敦荣认为，北大此举是迈出了学生评价改革的关键一步，有助于使学生评价回归教育的本质，对引导学生更好地探索适合自己的方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评价改革需因校制宜

“北大评价改革非一蹴而就，实际经过了多年试点与审慎探索，在凝聚共识后方在全校推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介绍。

2022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就取消了绩点制，在学院开设的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验和实践类课程的成绩评定中推荐采用等级制，分为ABCDF 5个等级。而在2017年，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业评价已经由百分制改为等级制。

记者注意到，相比此前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试点改革，这次改革更为全面，还包括设置容错探索机制、不再设置指导性课程成绩优秀率指标等，让学生能有更多精力投入科研或兴趣所在。

卢晓东强调，北大的改革理念值得借鉴，但需因校制宜。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色与条件，逐步探索多样化的学业评价路径。

事实上，北大学业评价改革并非孤例。去年，清华大学发布了新的绩点计算方案，即大一上学期成绩不计入GPA，提供适应缓冲期。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调整评价体系，或取消绩点排名，或推行“等级制+综合评价”模式。

“对多数高校而言，推广不宜操之过急。各校应紧密结合自身人才培养实际需求和评价改革所处阶段进行探索实践。”史静寰认为，一所高校是否适合取消绩点制，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较为清晰的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方案，并能否有效实施。

别敦荣认为，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在关注结果评价的同时，积极探索过程性评价、增值评价，真正聚焦学生个体发展与进步，使评价更契合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

“任何阶段的评价都是学生自然成长与学校教育累加的结果，不能将其绝对化。学生发展出现高潮与低潮是正常现象，评价体系应具备包容性，成为激发潜能、支持个性化成长的工具。”史静寰说。

协同推进方能致远

教育评价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难点和痛点。专家认为，评价改革需增强系统性、协同性。

在史静寰看来，配合取消绩点制，学校还需在制度、文化、教师素养、院系责任等多层面进行系统性改革部署，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比评价本身更重要的，是对结果的反馈与应用。”史静寰特别强调，应建立评价反馈机制。教师需及时帮助学生解读评价结果，明晰自身需加强和改进的具体方向，引导学生关注进步空间与努力目标，而非仅仅纠结于成绩差异。

采访中，一些高校学生表达了担忧：由于保研竞争激烈，取消绩点后，若排名依然存在，是否会催生新的“内卷”形式？

卢晓东认为，在保研工作中，需进一步优化推荐与接收环节，为更好选拔具有独特研究兴趣、创造性思维或在特定领域崭露头角的潜力人才创造条件。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评价体系改革的关键目标是激发学生持续学习、勇于挑战的兴趣与热情，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卢晓东说。

别敦荣说，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做科研。大学须与社会携手，共同为学生打破“唯分数”“唯学历”的单一评价桎梏，构建多元发展生态，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