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视频平台上，一种声音正“捕获”着焦虑的家长：“孩子躺在沙发上玩游戏，跟100年前人们躺在床上吸鸦片的姿势一模一样。”自诩为“教育专家”和“特训教官”的网红们，构建了一条全新的反游戏产业链。

一端是“文明”的，“大师”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痛斥游戏为“精神鸦片”，鼓励家长要提升自我，以更好地管教孩子；另一端是“野蛮”的，教官们在带铁丝网的“集中营”里，用棍棒代替父母进行管教。连接这两端的，是网红们向家长推销的解决方案：从线上售价近300元的“戒游戏”课程，到线下收费数万元的“暑假蜕变营”与“封闭特训学校”。

反网瘾正在成为中国家庭的必修课。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五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97.2％，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已缩小至1％，以小学生为代表的低龄群体玩手机游戏的比例增长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玩游戏的比例达到67.8％，其中32％会使用家长的账号玩游戏。与之对应的是家长的担忧，51.8％的家长认为网络游戏、短视频造成的网络沉迷问题是当前最需要治理的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问题。

“沉迷成瘾+焦虑担忧”催生出反游戏灰色产业，据科技媒体蓝字计划估算，该产业年规模近700亿元。《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反游戏产业分数个环节：有网红在前端推销课程，有MCN公司手把手教人进入行业变现，有真假难辨的心理咨询师在后端给有网瘾的孩子做培训，还有一些野蛮暴力的戒网瘾机构换壳生存。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苑宁宁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无论是各类以“行为矫正”“特训营”“网瘾治疗”为名的机构，还是以家庭教育面目出现的线上心理咨询，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资质要求，处于相对的监管真空地带，这是引发乱象的制度因素之一。

图/视觉中国

骂游戏

一个自称“波波校长”的女人正在屏幕前慷慨陈词：“现在的网络游戏和手机导致孩子厌学、躺平摆烂，就和一百年前的鸦片战争一样。”随即，她话锋一转，屏幕上出现了地震中父母保护孩子的图片，她喊话屏幕前的父母：“关键时刻，你们连命都愿意给孩子，却舍不得4980吗？”

正苦于不知如何教育孩子的钱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她觉得“波波校长”说得太对了。6月18日，她购买了价值4980元的“智慧父母课”，主打的是“疗愈原生家庭”。

在短视频平台，“关闭游戏、救救孩子”的反游戏赛道很独特，起号快、流量高。在某社交媒体平台，“电子游戏是不是精神鸦片”的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2.2亿。

在一个类似主题的短视频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家长身份留言表示希望得到帮助。很快，多家主打“戒网瘾”的特训基地和家庭教育机构人员主动前来联系。他们都声称，只需短短数天，不仅解决孩子沉迷手机的网瘾问题，还可以让孩子不再厌学、休学、叛逆。

课程大致被划分为两类，分别针对家长与孩子。面向家长的多为“家庭关系修复”或“亲子沟通”课程，主打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通常以课时包出售，从9.9元的线上试听课到数千元的面授课，一应俱全。针对孩子的则是线下为主的“行为矫正”或“成长训练营”，宣传重点集中在作息管理、心理辅导与习惯重建，单期费用普遍高于家长课程，动辄上万元。

记者注意到，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长期保持在高位。某机构的课程页面显示，一个价值99元的“智慧父母”五天直播课，累计销量高达12.8万份。

每个被反游戏赛道吸引的家长，最先接触的都是网红博主。这个行业最出名的头部博主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家庭教育大师”王琨。

2011年，李阳曾计划举办“烧毁网络游戏”的活动，称之为“新虎门销烟”，并声称，“所有的游戏机都应该关闭，所有开发网络游戏的都应该判刑”。

从2019年9月注册短视频平台以来，隔一阵，他就会输出一个抨击网络游戏的视频。

2023年初，他的更新视频中多了一位合作方，也就是王琨。在持续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李阳多次表达了对王琨的赞许，“家庭教育只选王琨老师”。

王琨是谁？在成为“家庭教育大师”之前，这位13岁就辍学闯荡社会的山东人自述先后换过20多种职业，在海鲜市场卖过鱼，做过餐厅服务生，养过狐狸，做过搬运工，还做过化妆品和保健品的推销员。2012年，他称自己看到市场的“巨大潜力”，进入家庭教育行业。

王琨在2021年前后进入反游戏赛道，他最知名的言论莫过于：“游戏就是精神鸦片。国外发明游戏，让中国的孩子去玩，消磨中国孩子的意志。如果中国的两三亿青少年都不学习了，这国家有什么未来？”

目前，王琨的主页里已经无法搜索到相关言论视频，剩下的视频是他面目平和地说：玩游戏从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孩子没有自控能力。要怎么培养这个能力呢？购买价值29800元的“一代天骄训练营”，孩子听完这个课程后，“泪流满面地说自己再也不玩游戏了”。

王琨在某短视频平台经营了数十个号的营销矩阵，其中粉丝最多的号是“琨哥说教育”，有422万粉丝。专门进行短视频直播领域数据分析的飞瓜数据显示，该号最近一个月直播23场，累计销售额在7.5万至10万元之间。

在他的商品橱窗中，销量最高的是售价11元的“智慧父母特训营课”，在商品详情页面，该课程为直播课，宣称可以3天解决“厌学、休学、不爱学、严重叛逆等问题”，还可以解决孩子沉迷手机的网瘾问题。

MCN机构从业者陈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王琨是家庭教育赛道绝对的“超头部”，其模式是典型的“会销派”（会议营销），“只做线下和私域课”。

今年58岁的梅红霞是被精准选中的人。她的儿子12岁，正处在叛逆期。她被王琨的直播视频吸引，报名课程，去酒店进行了4天的“培训”。

她的女儿梅程回忆，母亲入场被没收了手机，隔绝信息。前三天，由“专家”和“家长”轮番上台，现身说法自己孩子是如何沉迷手机，又是如何被“教育成龙”。最后一天，主角王琨上台，狂热的气氛行至高潮，他让大家现场报名“一代天骄”领袖班。交完钱后，工作人员随即推荐一个16万元的“工作室投资”项目，声称“可以赚钱”，“接触更多有能力的人”。

梅红霞心动了，当时就想交钱。去银行转账，银行给她上了防诈教育，没转成。女儿梅程得知后，搜集了一些有关该课程的评价给母亲看，但母亲坚持转账，两人僵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母亲同意，16万元可以不交，但29800元一定要交。

在陈卓看来，这就是成功的会销：用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筛出目标人群，“一切目的都是推动客户当场下单”。梅红霞符合飞瓜数据对王琨粉丝的画像。数据显示，其粉丝分布于河南、山东、广东等省的三四线城市，多是中年女性，习惯于晚上八到十点在线上活跃。

在今年的公司年会上，王琨的合作伙伴、慧宇教育总裁宋涛透露，公司要在2027年实现营收超10亿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联系李阳、王琨表达采访诉求，但对方均未回应。

（视频截图）上图：王琨在视频中介绍产品。 下图：社交媒体账号“琨哥说教育”的商品橱窗中，“一代天骄训练营”标价29800元。

“都是生意”？

据蓝字计划估算，叠加新型戒网瘾学校、短期行为训练营以及依托短视频平台的“家庭教育”类网红的演讲与线下训练营，以及自媒体创作者的线上卖课、带货、直播打赏等收入，整个产业一年营收超过700亿元。

一些人进入这一赛道是为了起号。一位昵称中带有“呼吁关闭游戏”的博主对《中国新闻周刊》直率地说，这个话题足够极端，只要随便拍张图片配段文字，再加上找来的反游音频就行。“我只是赚流量而已，因为他们的流量好赚。”

还有一些机构在有组织地从反游戏赛道分一杯羹，比如MCN公司。《中国新闻周刊》从某“变现教练”处获得的指南显示，从前期虚构个人身份背景打造IP，到抓准家长心理痛点找选题，再到利用平台规则规避违禁词，最后到引流落地付费课，已经形成完整的可复制体系。

最核心的利润还是来自卖课。吸引家长下单的逻辑是阶梯式的层层收割，先用9.9元的入门课把最焦虑的家长吸引过来，再向其推销单价2000至3000元的核心课，这是利润的大头。最后，对少数有钱的家长，或者想“拜师学艺”的人，可以再卖单价上万的“一对一服务”或“收徒课”。

对方还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零基础首月成功变现”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博主自称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本职工作是服装创业人，想在别的赛道寻找突破。被包装后的她，标签是“深耕儿童心理学8年，擅长孩子性格培养”。

进入反游戏赛道，几乎是零门槛。记者向几家MCN公司询问，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师证书或教师资格证等才能开展反游戏咨询，对方均回复“问题不大”。一家MCN机构的工作人员还举例称：“我说我是清华毕业的，但我没有毕业证。只要你相信我。”

此外，另一股势力也在赛道内野蛮生长。2023年，文凯曾经在山东济南一家“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对外职位是“分析师”，实际是课程销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司的前身是课外培训机构，转型后主打“厌学、游戏成瘾”的“隐形介入”服务。这是一种号称能让心理咨询师伪装成网友、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引导孩子的高端服务，报价1万至6万元不等。

文凯说，他们会告诉家长，心理医生、医院治疗是骗人的，只有他们的“陪伴治疗”才是出路。公司在前端通过各种广告推广吸引客户，再由销售人员引导客户购买高价的培训课程或服务，部分业绩好的销售人员，月收入最高可达5万元。

郑心的儿子几年前读高一，开始沉迷游戏。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日夜颠倒打游戏。老师把手机没收了，儿子四处借钱买新手机，还两次用自杀威胁父母，砸东西、打人。

郑心后来给孩子购买了“隐形介入”服务。对方说如果没有效果可以全额退款，她花了8800元报了名。然而，孩子一眼就识破了这种拙劣的伪装。当她试图找机构退款时，对方已经不再回复消息。

和她一样发现被骗的家长还有很多。在消费投诉软件上，以“隐形介入”为关键词搜索，很多家长在投诉帖中写，“根本没有作用，还加深了我跟孩子之间的矛盾”“所谓的隐形介入仅仅是隔三岔五给孩子发条信息聊天，或者陪孩子打打游戏，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辅导内容，与该公司承诺的‘两个月后阳光自律’相差甚远”。

福建一家特训基地的心理辅导课上，孩子们在玩卡牌。图/受访者提供

数百位“杨永信”

在“介入治疗”之前，郑心最先尝试的，其实是暴力——她在三年前把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儿子在戒网瘾学校待了整整7个月，花了3万元。

直到今天，儿子也没有跟郑心讲在戒网瘾学校发生了什么。郑心也没有问，愧疚让她无法开口，“其实把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我很后悔，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吃”。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勤学是国内最早开始网络成瘾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她也接过不少类似的家庭个案。她认为，产业化的矫治机构，用简单粗暴的话术戳中一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去治好，得到一个听话的孩子，让自己少操点心。“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应该跟孩子成为战友，而不是成为他的对立方。”

早在2009年，以杨永信的电击治疗为代表的各类“戒网瘾机构”进入舆论视野。此后数年，这类机构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造成学生伤亡的新闻仍屡见不鲜。如今，这些机构换上了“特训基地”“素质训练营”“暑假成长营”等外壳。企查查数据显示，以“网瘾”为关键词搜索，仅有数家相关公司，且基本处于经营异常状态。但是，以“青少年行为矫正”为经营范围的公司则有271家，以“特训学校”为关键词的公司有39家，通常冠以“起航”“励志”“阳光”等正面词语，分布在多个省份。

蓝字计划曾估算，戒网瘾机构在全国总数不低于600家，招生规模也极为庞大，动辄上千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在《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多数未成年人是被父母采取欺骗或者强制方式带到矫治机构的，而多数矫治机构将惩罚作为常用手段，包括限制人身自由、体罚和超负荷体能训练等。这些机构大多师资力量薄弱，只有少数工作人员，而且缺乏专业背景。

15岁的徐小西在今年3月被抓进了福建一个戒网瘾学校。学校建在当地一所废弃小学的旧址，门头上写着励志教育基地的标语，四周的墙很高，上面还围着刀片和铁丝。初入校时，他想反抗，对方来了好几个人把他摁住，抽出棍子往他腹部捶打，然后把他丢进小黑屋。对方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待半年“接受教育”，他的家人已经给他办了入学手续。徐小西后来才知道，在这里待半年需要2.8万元，他幼年丧父，妈妈四处找亲戚借钱才凑够了这笔学费。

最开始的下马威过后，教官会随时随地打人，再让学生带着伤、冒着雨加训。棍子、衣架甚至电棒都是教官打人的工具，理由都是学生“不服从管教”。徐小西的左小臂上，现在还留着被棍子抽出水疱的疤痕。

徐小西手臂上被教官抽打的伤痕 图/受访者提供

江西省某戒网瘾机构的前教官陈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领导也会和他们强调“安全”，体罚的时候会在一旁监督，不能打出重伤，不能“出事”，不要让学生逃跑。体罚通常会持续45分钟，每执行完一项，教官们就在后面打钩，学生还要签字，表示自愿接受惩罚。

从戒网瘾学校出来后，徐小西和同学决定把学校“搞垮”。他们拨打12345投诉举报，有人还往县长办公室写了匿名举报信。

不过，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举报反而转回了学校，理由是他们的家长与学校签订了《委托协议书》。几个教官找上门来，请他们吃饭喝奶茶，让他们撤销投诉。最后，学校把打人最狠的教官开除，现在仍在正常招生。

苑宁宁也注意到，戒网瘾商业机构通过与家长签订所谓“委托协议”来规避责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涉及人身自由的管教权，因其具有强制性，绝不能随意委托。即使家长签署了协议，如果未成年人明确表示反对，机构强行限制其人身自由，也可能构成非法拘禁。

不过，对于此类机构是否构成非法拘禁，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举证上的现实困难。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一方面，这些特训学校的日常管理本身就带有较强的强制性，包含限制外出、统一作息等内容，与非法拘禁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机构运作高度封闭，内部情况难以外部留痕，学生又缺乏独立取证能力，案件往往只能依赖事后陈述，除非发生严重事件，否则难以获得足以支撑指控的客观证据。

事实上，反游戏产业中的网红课程、介入治疗以及戒网瘾学校等，都存在行业监管难题。郑心在发现所谓“隐形介入治疗机构”不退款时，本打算维权，但她的朋友告诉她，她没有和机构签订正式合同，找工商管理部门也没用。

杨卫华说，如果此类培训课程以获取钱财为目的，却未开展任何实质性教学活动，可能涉嫌诈骗，家长可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若课程承诺了特定疗效，但实际开展后未达到承诺效果，家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机构承担违约责任。而如果培训仅收取费用但未承诺疗效，并且按照约定开展了实质性培训，家长一般不能仅以“无疗效”为由要求退费。

更重要的是，即便被责令关停，《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一些戒网瘾机构仍会换壳重生。比如，2019年，被认为是翻版“豫章书院”的成都“嘉年华”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被责令关停。该机构前身为“维尔彬”，十多年前曾因虐待学员被曝光关停，但后来仍重组并招收学员。

为什么换壳这么容易？这类戒网瘾机构通常以“专修学校”“素质教育中心”“行为矫正培训基地”等名义登记。以豫章学院为例，其全称为豫章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属于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非学历民办学校在设立前须向县级以上教育部门提交办学目标、规模、管理制度、资金来源等材料，先取得筹设批准，再申请正式设立。学校章程、资产证明以及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质，也应纳入审批范围。

但在实际运作中，监管框架并不单一。根据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高中及以下层级并不存在营利性学校，因此类似机构往往以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设立，并同时受到教育、人社、工商等多部门分散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戒网瘾机构可以随意换壳重开，问题在于存在监管真空，工商部门、民政局和学校相互推诿监管责任。“这类学校的教育对象是所谓‘问题学生’，在只关心升学率的教育评价体系中，他们被选择性地忽略了。”

苑宁宁认为，需要有关部门转换思路，建构事前准入、事中监督、事后惩治的治理逻辑。市场监管、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应联合对以“矫正”“特训”为名的机构进行排查，明确经营边界。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极高。蓝字计划估算，戒网瘾机构年收入普遍能超出1亿元，当前这些机构的总体年收入不会低于6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戒网瘾机构是当下反游戏链条里利润最为集中的一环。

曾在福建上述戒网瘾学校担任心理辅导老师的张志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曾入职过某直辖市一家戒网瘾基地，最多时可以容纳上千名学生，每名学生的学费在2万至5万元不等。也就意味着，仅学费收入一项就可以达到2000万至5000万元。此前有戒网瘾学校投资者对媒体透露，投资这类学校，基本半年就能回本。

上图：一家特训基地心理辅导课上孩子们画的画 下图：一家特训基地的内部场地 图/受访者提供

外包焦虑

送孩子进戒网瘾学校前，郑心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但负责人承诺她，学校可以让孩子改掉坏习惯，重新回去上学。

张志毅表示：“（戒网瘾）机构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家长，只要他肯花钱，什么孩子都可以收。进来的孩子，不管是网瘾，还是打架斗殴、偷盗、抽烟、喝酒、厌学，甚至是顶嘴、性格内向等，都被统一称为网瘾，体罚就是他们的卖点。”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文化人类学助理教授饶一晨从2013年起研究游戏成瘾，也曾进入北京一家戒网瘾机构进行田野调查。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戒网瘾机构，还是“家庭教育大师”，都让部分家长实现了焦虑的外包。

陈晶则表达得更直接：“家长愿意送，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借我们的手打孩子，让他们屈服，变‘乖’。整个流程下来，孩子不会反抗，心理上已经服服帖帖。”在她的回忆中，惩戒室几乎没有空闲过，每天都是打屁股的噼啪声、哭声、教官的命令声。

到底什么是网瘾？近几年，随着世卫组织将网络成瘾列为精神疾病，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18年发布相关指南，国内研究更多使用“网络沉迷”一词代替“网瘾”，强调在无成瘾物质的情况下，行为失控且对学习、生活或社交造成严重影响，并需持续12个月以上才能诊断。

刘勤学认为，孩子只是系统的症状表现者，网络成瘾不是单一的家庭问题，成瘾的心理路径远比“A导致B”复杂。

为了抢夺玩家的注意力，刘勤学观察到，游戏的心理强化机制已经细化到让人发指的地步，随机掉落的奖励、积分，配合的声音、画面和动效，甚至是杀人游戏中血浆的颜色、滴落的形状，“就和训练动物一样，游戏是一点点强化你对它的‘瘾’的”。

而饶一晨观察到，随着社交媒体进一步压缩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每个家长都能看到别人的孩子在做什么，青少年游戏成瘾问题也更容易上升为社会焦点。

这是一个关涉各方的社会问题。 “从长远来看，应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通过制定家庭儿童福利法，保证家庭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获得便捷有效的支持类服务，从根源上压缩违规机构的生存空间。”苑宁宁认为。

饶一晨发现心理学上的“现实疗法”很有效，沉迷于游戏的少年们需要重新去感知真实的社会运作规律。或许社会应该做的是，让这些孩子能感知社会的安全网，意识到我学习不好也没有关系，也一样有未来，这会让孩子更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社会。

至于直播间的“大师”动不动就说：“如果不报课，你的能量又掉下去了。”钱丽意识到，“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让家长一直交钱”。

（文中钱丽、梅程、文凯、郑心、徐小西、张志毅、陈晶为化名）

记者：李沁桦

实习生：方思文

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