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局里做事

现在，可以说我对目前教育基层的财务工作是比较熟练的了，会计科目的运用，账簿的登记等基本要素，已经达到了熟练的程度，可我仍不喜欢干会计工作。会计工作太琐碎，太枯燥，还容易得罪人。

但又没办法，只得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再怎么平凡、琐碎，只要用心把一堆琐碎的事情积累起来，就会变成一件了不起的事业。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用这些话鞭策和鼓励自己。

实际上，我到三台工作以后，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局里做事，有关股室叫我帮忙成了常事。而三台的正常工作只要是领导已经安排或需要我做的，基本上都是义不容辞地去执行或去完成。

我的本职工作和业务除必须与财政、银行等单位抽出时间联系处理外，其余业务事项都在夜晚休息时间完成的。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要把从解放后到“文革”结束前时期、尤其是“反右”期间的冤假错案实行平反的政策规定，涉及教育部门人数最多，工作量最大，时间紧，任务重。在此情况下，局纪检组叫我去帮忙，就搞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平反冤假错案，要求逐人落实。因政治运动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处理层级之繁、档案管理之乱等等因素，等各项问题甄别无误，给予彻底平反后，还要就工作安排、工资标准、是否离退休等提出方案。确实工作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纪检组领导在开始时，都集中处理平反冤假错案。后来他们要忙于其他案件，落实政策一事，基本上就由我来具体操作。

全县的平反冤假错案，是由县委统战部牵头。时任县统战部部长杜国玉经常到教育局来督查指导。我也按程序分普右、中右、极右及各个运动处理的情况，甄别一批，报审一批。

在整理这些案件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问题，就是除普右以外，其他仍还留有“尾巴”。当时我就此种情况向杜部长建议，彻底割掉这些“尾巴”，使这些人的后来工作或离、退休都感到心情舒畅，安度晚年。杜部长说，现在没有新的政策要求，只能按现有规定来落实和平反。

就在我跟杜部长谈论这个问题后的不几天，就收到中央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在平反冤假错案中，除极少数有刑事命案的条件外，其余无特大刑事问题的，要给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不留后患，以解后顾之忧。杜部长在看到这个文件后，当面还说我看问题有点前瞻性。

至此，教育部门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县委统战部和教育局的领导下，局纪检组的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一件事，这事也怪不着旁人，只能说明我太傻，太单纯。就在平反冤假错案后，当年县委统战部要从教育上调人，而且点名要我。杜部长亲自找到教育局分管人事的郑副局长协商，而郑局长却以我患了“不治之症”的病，向杜部长说：你们怎么要他呢？将会是个累赘。一句话把杜部长说的只好换别人，而这个人又是我们多年相交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当时郑局长的意思是为什么。后来他回到竹山，教委领导安排我赔他到溢水看老乡及老同学时，我就问他当年对我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那样说。他说，那时是我们舍不得放你走，才找的借口。

透过这些镜头，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却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