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李园长（化名）关上了陪伴自己15年的幼儿园大门，把那块“市一级幼儿园”的铜牌取下，轻轻放进纸箱，一同收起的，还有孩子们写的“园长妈妈，我爱你”的卡片。那一刻，她彻底失业了。

她的遭遇并非孤例。仅在这个暑假，汕头就有22所幼儿园关停，广州也有十余所幼儿园宣布停办。放眼全国，2024年一年间减少了两万多所幼儿园，平均每天近60所园被迫退出。

在关停潮中，民办园首当其冲，而另一边，公办园却在加速扩张。广州新开的幼儿园动辄15个以上班级，可容纳540名幼儿，远超教育部《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的“不超过360人”的规模。专家提醒，超大规模的“巨型园”并非科学之举，孩子的自主活动空间明显减少，游戏时间被压缩，教育方式也趋于刻板化。

普惠性幼儿园同样难以幸免。财政补贴标准低、到账慢，让不少园所长期“忍饥挨饿”，最终难以为继。专家指出，这场关停潮并不完全理性。民办园不仅是数量上的补充，更是教育生态多样性的重要一环。未来的政策，亟需向小规模幼儿园和托管点倾斜，只要质量达标，就应得到财政支持，真正实现普惠、安全与优质的平衡。

孩子越来越少，每天60所幼儿园悄然“消失”

8月以来，汕头市多个区陆续公布了注销、停办幼儿园的名单。记者统计，仅一个多月间，当地已有22所幼儿园关停。在刚过去的暑假，广州也有超过10所幼儿园宣布停止办学。从全省看，截至2024年底，广东幼儿园总数为2.12万所，在园幼儿约413.97万人，比2023年底减少277所园、14.75万名幼儿。

这种趋势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幼儿园总数为25.33万所，比2023年减少2.11万所，平均每天近60所幼儿园“消失”。在园幼儿人数为3583.99万人，比上一年锐减约500万。这已是自2022年以来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三年前，全国幼儿园数量还维持在29.5万所的高点，如今短短三年间已锐减逾4万所。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变少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0至4岁人口占比为5.66%，到2023年已降至3.88%，十余年间净减少约2155万名儿童。出生人口的持续下滑是关键。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仅为954万，出生率降至6.77‰，与2016年的1786万相比，八年间几乎“腰斩”。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园长、老师和家长的切身困境。

2025年7月31日，深圳的李园长（化名）度过了她作为园长的最后一天。那天下午，她关上园门，把陪伴自己15年的“深圳市一级幼儿园”铜牌轻轻取下，放进纸箱。里面还有园长证、厚厚的教案，以及孩子们写的“园长妈妈，我爱你”的卡片。

“其实我心里早有预感。”李园长记得，最热闹的时候，园里有380名孩子，如今回荡的笑声不再。到2023年，生源骤减到168人，收入大幅缩水，房租和人工支出却一分不少。“那一年，我们第一次亏损。”她无奈地说。为了省钱，她不得不取消外教课、减少兴趣班，甚至把空调温度调高一度。关停那天，她独自走出校园，“关停，是逃不掉的结局。”

家长们也在被动承受。广州市民马女士的孩子原本在家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就读，已经习惯了老师和同伴。但今年6月，园方突然通知9月停止办学。“好不容易适应了原来的环境，如今又要重新来过。”她说，孩子因为见不到以前的朋友，连续哭了好几天。

教师群体的处境同样被改变。广西一所幼儿园关停后，徐老师（化名）只能到高中食堂做帮厨，从幼儿园失业前，她的工资只有2305元，“还要再扣去425元的社保”。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幼儿园倒闭后老师都去干什么”的帖子下，记者看到许多留言，有人进厂打工，有人做库房保管，有人摆摊卖小吃，还有人转去送外卖。“我只会当幼儿园老师，不知道还能干嘛，在家失业三个月了。”一位老师写道。

一边倒闭一边扩张，“工厂”式公办园兴起

关停潮中，最先倒下的往往是民办园。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民办幼儿园约14.95万所，到2024年已降至13.55万所，一年净减1.4万所，降幅达9.36%；与之相对，公办园降幅为7.69%。一位园长告诉记者，今年学校只招收了六个学生，“老师比孩子还多”。

究其原因，财务“底子”薄是关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在2022年的调查显示，84%的民办园存在资金短缺，38.2%的园负债超过50万元，超过12%的园负债超过160万元。

一边在收缩，而另一边，公办园却在不断扩容。为兑现教育部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各地纷纷加大公办资源建设。广东在2020至2024年间新增公办园3626所、公办学位83.33万个，实现乡镇中心园、村级园全覆盖。广州的扩张步伐同样迅速：2025年秋季学期，海珠、荔湾、白云、花都等区将有一批新园启用，多所学校扩班；汕头龙湖区更规划到2035年新建52所幼儿园。

这种鲜明对照，让家长的体感变成“两幅画面”：一边是公办园门口排起长龙，另一边是民办园相继关停，冷清到难以为继。一位河南的家长告诉记者，公办和普惠园收费低，更有吸引力，家长自然更愿意去挤。“家门口三所公办幼儿园挤破头都进不去，而附近的小园却接连倒闭。”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这一系列变化正在削弱《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所强调的“便捷性、可及性、普适性”。他指出，民办园相继倒闭，不仅削弱了学前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发展，也让许多家庭“就近入园”的愿望难以实现。

“小规模幼儿园退出，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幼儿园‘巨型化’。”储朝晖表示。以花都区新开的两个幼儿园为例，分别有15个班、18个班，容纳450和540个学位。远超《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幼儿园规模应当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便于管理，一般不超过360人”的规定。

他分析，这背后与财政投入不均衡密切相关。财政经费整体更倾向于大型幼儿园，而对小型幼儿园的支持不足。行政部门往往以“关停”作为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这种做法未能充分考虑3至6岁儿童的真实需求。

在他看来，大规模兴建公办园并非科学之举。他的调研也显示，小班、中班、大班各设三个班是更合理的规模。“超过这个规模后，安全风险更大，孩子的自主活动空间明显减少，游戏时间被压缩，教育方式也趋于刻板化。”此外，教师对幼儿的关注度难以保障，容易引发情感和行为问题。储朝晖直言，把幼儿园办成“工厂式”的“鸡笼”，与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目标背道而驰。

普惠幼儿园：从“降价惠民”到“难以为继”

民办幼儿园大致分为普惠性和非普惠性两类。近几年，在政策推动下，普惠园数量快速增加。2024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92%，普惠性幼儿园达到22.1万所，占比超过87%，“十四五”规划中的主要目标基本提前实现。今年6月施行的《学前教育法》更是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要求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对家长而言，原本两三千甚至六七千元的保教费，如今普遍降至几百元的公办标准，负担显著减轻。

家长负担减轻的同时，压力却转嫁到了园所身上。关停潮中，倒下的不乏普惠园。储朝晖分析，这与财政投入不足、配置不均直接相关。“有的普惠园补贴标准偏低，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过去就已是长期‘忍饥挨饿’，一旦遇到新的情况，很容易被关闭。”

财政补贴的缺口，在数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23年，储朝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北京普通公办园新增一个学位的全口径年支出约4万至5万元，而北京市给予普惠园的津贴是1.2万元，仅相当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再看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办园成本约5000元/生/年，而财政补贴仅200至300元，比例不到5%。“所以，很多民办园即便挂了普惠的名字，也根本运转不下去。”

“我们幼儿园教师资历都在8到10年之间，工资待遇高，房租一年180万元。单靠几百元的保教费根本覆盖不了全部成本，财政补贴顶多勉强抵掉房租和杂费，教师工资还是最大压力。”北京市大兴区一家即将转普惠园的教师告诉媒体。

补贴数额不足之外，拨付不及时更让园所雪上加霜。林园长（化名）在山东办园24年，今年8月无奈关停。她的幼儿园最高峰时有过230多个孩子，但关停前只剩下六十多人。“那时候几乎不盈利了。”她告诉记者。作为普惠园，本应按生均拨付的补贴已拖欠一年半。“刚开始还能按时到账，后来一年半都没下来。”按照每生每学期600元的标准，最后在园的六十多个孩子，加上前一年一百多个孩子，累计拖欠金额约十三万元。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学前教育财政保障与公平报告》显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虽然总量增加，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县域之间的分配差异仍然突出，县域内部不同类型幼儿园也存在资金保障不均的问题。广东的情况就是一个缩影：深圳光明区一级普惠性民办园每生每年可获6500元补助，而番禺区示范园为2400元、规范园仅960元；英德、河源、梅州等地则分别采取500元一年、600元一学期的补贴或一次性奖励。储朝晖指出，即便在同一区域，公办园之间的财政差异也很大，“有的幼儿园每年能拿到五六万元，甚至十万元的财政投入，而有的则很低，最终很难维持正常运转。”

在资金紧绷下，不少普惠园开始“自救”。一些园把收费兴趣班嵌入白天课程，并增加教材、园服和活动等项目。家长刘女士说：“白天上课还要报英语和体能，一个月一两千，不报怕孩子掉队，老师也一直制造焦虑。”刘女士说，她正考虑下学期把孩子转去普通民办园，“反正价格差不多了。”

另一位在白云区的家长算了一笔账：保教费1250元/月，伙食22元/天，一学期园服和被褥2500元，教材费700元，“平时还有活动费，托管和兴趣班另算。”相比之下，她朋友的孩子在公办园，每月保教费650元，伙食450元，没有任何额外收费。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让财政经费更加均等。不论公办还是民办，盈利还是非盈利，每个孩子都应该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支持。”储朝晖说。

从托育到养老：民办园正探索未来路径

在储朝晖看来，当下的“关停潮”并不完全理性。普惠性资源本就不足，而不少被关停的民办园正是普惠体系的一部分。“简单关掉这些幼儿园，在资源本来就紧缺的情况下，会导致普惠性资源更加不足。”

他强调，民办园的价值不只是数量补充。在财政难以满足全部需求的情况下，民办园不仅填补缺口，还维系着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只有单一供给，质量必然下降，家长和孩子的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

在少子化和财政压力双重背景下，部分幼儿园开始寻找自救。托育服务成为一种趋势。国家卫健委提出，到“十四五”期末，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达到4.5个。2023年9月，上海黄浦区瞿溪路幼儿园在原本计划扩班的基础上，转而开设了托班。消息公布短短几天，报名人数就突破40人，最终不得不扩成两个班。这一案例显示，对不少招生困难的小园而言，转型0至3岁托育或许能带来新的生机。

不同园所的转型方向不同。在山东济宁，一对夫妻在从业21年间先后开办11所幼儿园，但因生源减少三分之一，2023年春天关停了3所，转而从事养老服务。他们坦言，转型是出于无奈，如今生源锐减，不得不另寻出路。

展望未来，储朝晖指出，《学前教育法》提出的“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四大目标进展不一：普及基本实现，安全也在接近，优质仍有差距，而最难的是普惠。“目前的普惠更多是排序型，把幼儿园分成三六九等，孩子也被分成三六九等。但真正的普惠应该是包容性普惠，让所有孩子都能享受财政支持。”他建议，未来政策应更多向小规模幼儿园和托管点倾斜，只要质量合格，就应得到财政支持。唯有如此，学前教育才能不断迈向更加普及、更加公平、安全而优质的方向。

文|记者 罗清峣 实习生 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