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5年6月7日，郑州市第一中学考点，高考学子纷纷走进考场。图/IC photo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3个实行“3+1+2”模式的省份中，近一半省份历史类考生比例持续走低，物理类与历史类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达到8:2。

例如，湖南历史方向考生占比从2020年新高考前的41.34%降至2025年的30.81%，福建则从35.5%降至23.88%。

在23个实行“3+1+2”新高考模式的省份中，历史类考生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致使历史教师面临无课可教的局面，大学方面也开始收缩文科版图，进而形成了一种不断蔓延的结构性失衡状况。

历史课遭弃选的三个原因

新高考改革的一个初衷便是打破文理之间的壁垒，以此来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然而，十年之后，学生们的选择本身却逐渐趋向于相同。

历史课遭到弃选，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三股力量相互叠加的结果。

一是专业覆盖面的制度性偏斜。高考招生专业选考科目中，约70%的专业要求必选物理。这意味着如果选择历史方向，则等于在志愿填报时就放弃了大多数专业的入场券。

二是就业焦虑的前置传导。很多高中生和家长们并非不关心兴趣，而是不敢关心。当“文科不好找工作”成为升学指导大会上校方所作出的判断时，当人们察觉到历史课所对应的专业数量较少、相关岗位也较少的时候，“理性”的选择结论就已经写好了。

三是县域中学供给的急剧收窄。在县城高中，资源紧张且教室数量有限，县城高中所能够开出的选科组合数量比起城市学校要少很多，其中能选历史的套餐相对更为稀缺。学生即使对历史有兴趣和天赋，面临的也不是“选不选”，而是“有没有得选”。

这三股力量层层收紧，选择历史课的空间基本没有。

文科不只是“软实力”

面对这一局面，首先要做的不应是指责家长功利、批评学生短视。

那些劝孩子“选物理好找工作”的父母，看过或经历太多文科毕业、在就业市场上撞过南墙的人。理解民众的迫切心情，是探讨解决方案的前提。

正是因为焦虑是真实的，才更需要追问：这种焦虑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选择历史，究竟要承担怎样的代价，又会遇见怎样的风景，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之下，文科绝不能仅仅充当配角。历史教育和中国文明的存续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向来都不是存于故纸堆中的死板知识，而是一个文明进行自我认知的底层代码。

大国博弈，如果理科的使命在于筑牢技术突围的基础、解决“卡脖子”难题，那么文科的使命便是做好价值指引，解决“传不出去”的问题。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源头探寻，到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再到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交流，文科不只是“软实力”，更是关系中华文明影响力的“硬需求”。

重塑文科教育的生长路径

要让文科承载起这样的时代使命，仅靠呼吁是不够的，必须从根子上重塑文科教育的生长路径。

文科教育进行破壁的首要步骤，是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变为着力培养“素养”，并且实现“跨界融合”。

历史学训练所具备的本质特性，信息检索能力、批判性思维、复杂叙事能力，这些恰好是人工智能当前尚难以取代的关键素养。然而，传统课程模式并未将这些素养清晰地展现出来。

历史学不是只学历史。它与多领域交叉萌生无数新的发展方向，培养有历史底蕴的跨界人才。

破壁的第二步，是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建制、招生制度展开反思并做出调整。在人口规模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单一专业划分和培养人才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跨学科培养模式，逐渐适度放宽部分专业的选考要求，为历史方向的学生保留合理的升学渠道。

说到底，一个人未来究竟能走多远、干什么，不该被中学时选定的某一个专业给彻底绑死。

县中的课表不应该只有单一套餐。宏观理念要落地，无法避开最底层现实。县域中学供给收窄，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差距。解决该问题不能仅依靠学校独自努力，而要建立区域方面师资统筹机制，在市级方面依照各校实际需求进行全域调配，并且借助信息化手段和线上资源弥补县中师资不足。

数字化教育红利不应只用于“刷题提分”，更要服务于教育机会均衡化。

当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被工具理性排挤到边缘，当就业的焦虑传导到了高一的选科表上，人们固然理解文科退潮背后的现实逻辑，但也必须警惕，不要让一代人过早地关闭了除就业之外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在科技突围与文明出海并重的今天，理科固本，文科铸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打破存在的壁垒，使得文科专业不再仅仅只能通往“考公考编考研”这座独木桥。

给历史课一个新的位置，给文科一条新的出路，给县城学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这并非只是教育政策方面的调试题，而是关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携带着怎样的文明迈向未来的必答题。

撰稿 / 杨丽萍（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高等教育督导评估所）

编辑 / 柯锐

校对 /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