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研究、质性教育研究、教师专业发展。著有《县中的孩子》等。

上大学后，我跟城市的同学聊天，说我花两三年就能弄懂城市生活，但你们花一辈子也不可能弄懂农村生活

笔者：您写的《县中的孩子》这本书受到很多家长关注，而您本人也是通过高考，从农村走进了城市。请问，县中教育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林小英：应该说县中教育托举了我。1975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百熙村。上大学前，我从未去过城市。我进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

我因为从未进入城市，所以头脑中没有城乡差别。当年，我就是井底之蛙，庆幸的是，没人拿我跟别人比较，我也不跟别人比较，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一路安稳地走过。

我上中学时，听说长沙市街头有红绿灯，心想：白天太阳那么大，点一个红灯或者绿灯，行人能看清吗？

于是，我好奇地问一个进过城的同学，他轻松地回答：“等你到城里就知道了，现在操什么心呢。”我一想，是这么个理儿，就把对城市的好奇放下了。

当时，班上有几个从长沙转学过来的城市孩子，跟我们农村孩子一起学习、吃饭，我没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多大差别。

我虽然没有离开故土的强烈愿望，但上学是有阶梯的，上了小学上初中、高中，然后上大学。在我看来，人生就是自然的拾级而上。

高中毕业前夕，同学们相互留言。有个城里同学给我留言：“20年后相见，我们还要一拼高下。”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告诉他：“你是长沙的，但我将来不去长沙，我要去北京。”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北京好不好，只觉得北京是首都，肯定比省会好，我的起点比他低，所以我必须跨一大步，才能超过他。高考后，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我的愿望果真实现了。

笔者：从小地方到大都市，您适应吗？

林小英：农村孩子初入城市的窘迫感，我是有的。但我有个优点，大大咧咧，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态度。到了城里，我奉行一个原则，不懂就问。

刚到北京时，我不知道怎么按电梯，就问同学，一问就知道了。

我也不懂城市的交通规则，并因此出过糗事。那是我上大一时，一天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出来，要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但不知正确走法。见有人斜穿过去，我也斜穿过去，不料被警察抓个现行。

警察给我敬了个礼，让我把自行车推到岗亭，告诉我应该怎么走，然后给我一面小红旗让我执勤，说抓到下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才能走。

就在学校门口，多丢人啊！我背对行人杵在那里15分钟，警察看不过去，把自行车还给我，让我走了。

虽然丢人，但我没把这当成多大的事，而且警察的做法让我感觉还挺温暖。上大学后，我宿舍里的6个人，3个来自城市，3个来自农村。我跟城市的同学聊天，说我花两三年就能弄懂城市生活，但你们花一辈子也不可能弄懂农村生活。

我有个老同学说他最佩服我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在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自由切换、无缝对接。其实，直到博士毕业留校，我也没觉得自己是城市人。

我说的县中“塌陷”，不是硬件没跟上，而是人心和期待不似从前。教育，不能只看硬实力，还要看软实力

笔者：聊完农村孩子，我们再来聊聊县中。您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是缘于您的出身和个人经历吗？

林小英：不是。我是在对富士康员工进行调研时关注县中的。我三次进入富士康，发现他们的员工大多是县城中学或者中专毕业，他们说“在学校，我们是不被期待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县城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小才对，为什么鸿沟依然存在？于是，我花了4年时间，走访了6省7县25所中学。从硬件上看，县城高中和北京的普通高中，不管校园环境、网络布线、塑胶跑道，还是多媒体教学，会有一些差别，但差别不大。

笔者：那您为什么在书中说县中“塌陷”了呢？

林小英：我说的“塌陷”，不是硬件没跟上，而是人心和期待不似从前。教育，不能只看硬实力，还要看软实力。

我去过两所县中，硬件都不错，多媒体设备齐全，就是没人气。有所学校，走进教室，黑板上的字还是去年写上去的“庆祝六一儿童节”。这就像一个农村人在城市挣了钱，回老家盖新房，然后又回到城市打工，结果老家的新房压根儿没人住，荒凉感扑面而来。还有一个小学，一个班只有三四个孩子，成绩拔尖儿的都走了，家长有本事的也把孩子转走了，这三四个人成绩一般、家长没“门路”，就这样被“剩下”了。

还有些学校有人气，肩负着国家的义务教育任务和基础教育使命，却不能像重点中学那样得到好的资源。

这类学校的委屈最多：好老师不给我；有了资金，也是先拨给中心学校再拨给我；培训名额就分配给我两个，教研组的老师不能都去；等等。

我还发现，现在很多老师不会讲课。在公立学校，似乎只有站在讲台上才是讲课，站在课桌边给孩子“聊课”就不是讲课。

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对老师上课的仪态仪表和师德师风都有严格要求，所以现在老师不敢随便摸学生的头；男老师和女学生之间要避免任何肢体接触；学生打架，最好把双方家长和校长都叫来，老师不要插手，免得“惹火上身”……各种要求让老师不敢有所发挥，只能自我束缚——站在讲台上，领着学生把课文念一遍；布置作业，然后把作业本收上来；督导进校检查，教案、作业本、考卷交上去都过关了，然后万事大吉。

承担这种后果的，是被“剩下”的孩子们。

人生漫长，累了停下来休整一下，甚至往后退几步，都要允许，因为这或许能让孩子走得更远

笔者：在一起访谈节目中，有人问您“国内教育是否太卷”，您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并说：“当人吃饱穿暖了，最重要的能力是玩。”“如果你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为了谋生，那你的一生就是在服苦役。”

这段发言的视频被放在网上后，播放量高达几十万，您一下子火了。但也有网友强烈质疑您：“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上车了，就叫下边的别挤了！”

请问，您为什么那么反对教育内卷？

林小英：中国的教育内卷，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家长和孩子饱受内卷之苦，渴望改变，渴望素质教育能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是底层孩子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

我反对教育内卷，反对的是无效的过度竞争。如果学习纯粹是为了赢，至于是否有收获，是否心情愉快，根本来不及关心，这种卷就真的毫无意义。

人生漫长，累了停下来休整一下，甚至往后退几步，都要允许，因为这或许能让孩子走得更远。

我上小学时，孩子可以留级，但是现在学校似乎不让留级了，因为义务教育靠国家财政支撑，所以要求在某学年出生的孩子必须一起往前走，不允许掉队。这意味着孩子必须一茬一茬地往前走，形成整齐的队列。

但孩子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在队伍里整齐划一地往前走，累了歇一歇，或者遇到好玩的事开个小差，都很正常。因为是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是否真的想去那个目的地，只有孩子自己最清楚。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事情是不同的。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探索，帮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把一生过好的方式。好的教育应该尊重每个孩子，提供多元出口，避免评价体系单一。

笔者：您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怎么做？

林小英：第一，要让孩子劳逸结合。

调研中，我遇到楠关镇县二中的闻校长。闻校长每月在学校组织一次活动，鼓励师生共同参与。他没有刻意强调这是素质教育，而是朴实地说，孩子们不能只专注于做题。

很多家长受所谓成功学的误导，让孩子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导致孩子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学习，结果成绩上去了，身体垮掉了。这种局面真的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二，要给老师、孩子一定的教学自主权、学习自主权。

当前的教育体系比较重视可测量的结果，如升学率等，老师的绩效考核也被量化和细分。新课改中，老师需要集体备课，一个年级一个科目的进度是一样的，导致教学失去灵活性、个性化。

事实上，孩子的成长无法统一和量化。比如，按照入学规定，2015年9月1日出生的孩子和2016年8月31日出生的孩子，在同一年级学习。学着学着，2016年出生的孩子跟不上了，能不能留一级、等一年，这样说不定他就开窍了。要给孩子容错的空间，“走弯路”并不全是坏事，它往往会反哺孩子在其他领域的成长。

第三，要让孩子获得友情。

很多学校片面地强调成绩，导致同学间恶性竞争、关系冷漠。我们忘了在学校收获的友情是可以滋养孩子的。如果学校、家庭不刻意打压，孩子就能在日常的互动中产生友情，从而获得精神滋养。

第四，要看到并尊重乡村教育（农村和县中）的优势。

很多家长认为，乡村教育不好，只有城市教育才好。其实，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各有利弊。

我读县中时去地里插秧，腰酸背痛，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也锻炼了身体；我和小伙伴在春天的田野上翻跟头，旁边的紫云英如霞似锦，特别有诗意。这也是一种教育啊！如果县中学校能利用好农村背景，完全可以为孩子提供城市教育所没有的价值。

当下，经济环境和上升路径都发生了变化。虽说上好学校依然暗含个人成功的可能，但是目前的就业环境和30年前已大不一样。人口红利渐渐消失，孩子未来面对的是更宽松的就业发展环境，并非狼性十足的竞争。家长要了解宏观环境的变化，别让孩子太卷。毕竟教育的目的，不是选拔了多少孩子、淘汰了多少孩子，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找到适合他的模式，让他活得安宁、幸福。

END

作者：远 方

编辑：壮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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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妇女生活·现代家长》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