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说好的“减负”，变成了不堪重负。

“下午六点半刚跑完打印店打完语文作业，晚上7点数学老师又在群里说‘双面打印左侧装订’，好不容易弄好，晚上9点英语老师又发来第二天要带的打印作业……”西安市民孙女士的抱怨，道出了无数家长的心声。据大风新闻报道，今年秋季，全国多地推出“严禁教辅进校园”政策，本意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却意外让家长们的负担从孩子的书包转移到了打印店。教辅书摇身一变成为散落的A4纸，家长们在各个打印店之间奔波，不仅经济成本飙升，还要应对不同老师分散发布的作业通知。这种负担转移，让政策初衷与现实执行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教师群体也同样进退两难。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政策规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零碎打印作业来弥补教辅缺失，确保教学质量。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使得政策执行从减轻负担变成了转移负担甚至加重负担，从规范教学秩序变成了制造新的混乱。

教育改革的初衷本是为了优化教育环境，却在个别地区执行过程中演变成一场家校之间的“猫鼠游戏”。这种政策与实际需求脱节的现状，最终受苦的还是学生和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地减负政策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是仅仅将负担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

打印作业的泛滥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当300页的练习题被拆分成单面打印的散页时，学生难以系统复习，教师难以统一讲解，家长更是疲于整理。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严重破坏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尤其对低年级学生构建知识框架尤为不利。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变相作业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导致无暇顾及的家长可能让孩子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将政策执行沦为形式合规、将教育过程变成低效内耗的做法，让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的减负，究竟减轻了谁的负担？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显然，谁都没有从中受益，反而陷入更深的疲惫与无奈。

减负不是做减法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做系统的加减法。教辅并非“一禁了之”就好，而是应该建立教辅准入机制，通过审定推荐优质教辅，既满足教学需求又能避免乱象。学校也可探索电子化作业平台，减少纸质打印的浪费和负担。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以升学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减负政策真正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禁止，而是智慧的疏导。唯有如此，才能让减负政策真正惠及学生、家长和教师，而非在合规的假象之下制造新的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