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当前，民营企业还面临哪些困难障碍，下一步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邀请了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一同探讨。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董事长朱建弟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记者：都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2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前营商环境建设还存在哪些不足，有什么建议吗？

朱建弟：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首先看的是法治环境，看政府有没有依法办事。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并非是为了赋予相关部门实权，恰恰相反，这些措施应该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让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此外，政府要从刚性执法向刚柔并济的执法模式转换。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处罚的目的应是一种警告和威慑，是帮助企业合规，应要在处罚时考虑经营主体违法情况和可承受能力，按照“过罚相当”原则确定处罚限度，不能把企业罚死。不容置疑、不讲法律、为所欲为的执法，其实就是以上管理思维、专断思维、全能思维和不敢担当的综合体现。

刚柔并济的执法模式并非弱化政府权威，而是通过更具弹性的治理手段实现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以法治为根基、以科技为支撑、以共治为路径，最终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升级，构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营商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弟

周桐宇：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我希望民营经济促进法能进一步强化关键领域的制度设计。比如，完善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建议参考海南自贸港准入及准营的改革经验，要求各级政府在出台市场准入、招标投标，政府采购政策时，必须开展民营企业参与度影响评估，特别是对涉及新技术新业态的领域，建议建立“非禁即入”的清单和动态调整机制，防止设置隐形的壁垒。

此外，希望能进一步强化法律实施的保障支撑。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法治护航体系。立法方面，由国务院牵头制定配套条例，重点细化市场准入、招标采购等高频场景的实施细则。执法方面，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里设立民营企业权益保护专窗，整合法律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功能。监督方面，将法律实施情况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加强民企合法的权益保障。

记者：融资难、融资贵，是不少中小微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的一个痛点难点，如何解决？

周桐宇：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特别需要创新平台、科创园区的支撑和托举。但当前，很多科创园区都难以从银行获得长期稳定的贷款支持，更别说中小微企业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79%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因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建议银行贷款审核能够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多一些包容和支持。

此外，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做点文章。比如，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第二十三条提出，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开发和提供适合民营经济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我们可以构建一套数据信用资产的转换机制，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数据脱敏处理后，作为银行授信评估的有效凭证。京东供应链金融在对2.6万家企业物流数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了秒级放贷，坏账率仅0.38%，充分证明了数据的信用价值。希望我们的国有资本也可以更多参与进来。

全国人大代表周桐宇

记者：风险投资是很多初创企业的“第一桶金”，应该怎么用好它？

田轩：风险投资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风险投资领域中对赌及回购条款的过度使用问题逐渐凸显，引发了诸多争议和问题。我建议，要加强司法环节的规范与引导。司法机关应积极引导并保护资本的耐心属性，为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为风险投资和大批优质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极其重要的底层环境，从而最终实现投资方和创业企业的共赢。

全国人大代表田轩

最高人民法院可对相关“答复意见”提供进一步指导意见和明确规定，避免对争议解决机构的裁判产生不利影响。在当事人未对投资方主张回购的期间做出约定的情况下，将审判工作中对合理期间的认定从6个月延长到18个月或更长，这不仅可为投资方提供更多权衡时间，也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大发展时间和空间，避免急于行权所可能导致的投资方和创业企业双输的局面。

同时，指导并鼓励投资当事人，尤其是存在内部追责机制的当事人，如其已有投资协议项下没有约定投资方主张回购期间的，应就此签署补充协议，从鼓励耐心资本和合理商业角度约定回购期间，并对未来投资事项在协议中明确相关期限。

记者：创新创业风险极高，我们要如何推动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田轩：构建容错的制度环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创业者一旦失败，就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建议国家尽快推行个人破产制度，最好能启动个人破产法立法进程，让这些“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能够摆脱财务困境，重新上阵。实际上，很多最终成功的创业者，都是曾遭遇过失败的连续创业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为创业创新营造更宽容友好的法治氛围。比如，通过税收法律增加对对赌协议的专门条款，明确对赌失败后创业者是否可以申请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条件和程序，可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类似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税收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的方式，明确对赌失败后创业者个人所得税退税的处理原则。

朱建弟：需要容错机制的其实不止企业家。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干部有无责任担当精神至关重要。然而，在现在干部队伍中，个别领导干部缺乏担当精神，除了有主观原因外，还有诸多的客观原因，比如考核评价不够精准，不能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落实不到位，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不能与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好干部得不到较好的保护；一级压一级，一味地问责，不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等等。所以，改善干部的政治环境，积极营造有利于干部敢担当、激发干部勇担当的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