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被一位小学生家长反复举报，导致她好几天都在写情况说明，几乎没法正常工作。

事情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次网络直播中，当时，一位妈妈连麦哭诉，说孩子在学校受到“校园霸凌”，老师处理不公。

沈奕斐仔细询问后发现，孩子之间不过是分零食没得到回赠、有轻微的推搡，并没有达到霸凌的程度，于是直言这不属于“校园霸凌”，是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

直播的切片视频后来被发到网上，虽然对家长声音做了变声处理，也没有透露个人信息，这位家长还是以“侵犯隐私”“不务正业”等理由，不断地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举报。

面对接连不断的投诉，沈奕斐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一遍遍配合调查、写材料说明当时的情况。

有亲友劝她删掉视频息事宁人，但她在看过大量网友的评论后，选择坚守自己的判断，表示不会退缩，要“硬刚到底”。

沈奕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专门研究家庭关系和亲子教育，同时担任学校家庭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

这件事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常见了，现在的家长，动不动就举报老师，零成本举报已经成了教师不可承受之重。

举报的初衷，原本是用来监督少数严重失德行为的最后手段，但在现实里，它却渐渐变成了一把“万能钥匙”，什么不满都可以往里装。

有数据为证，2024年前八个月，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收到一百二十八条针对教师的举报，最终查实并属实的，只有七起。

那些不实举报的理由五花八门：作业布置多了或者少了，消息回复得晚了，甚至老师在办公室吃个外卖，都能成为投诉的由头。

这种不对等是很明显的，家长动动手指发出一封邮件，就能启动一整套调查程序。

而老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要连续几天写说明、接受问询，精神上背上沉重包袱。

久而久之，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便在教师群体中蔓延开来，为了不惹麻烦，有些老师对学生的出格行为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课堂管理自然就松了。

当管教成了高风险的事，最终吃亏的还是孩子。

今年东莞两会上，就有多位政协委员提出“投诉泛滥破坏教育生态”，呼吁健全举报的受理和甄别核实机制。

教育专家陈志文也曾撰文指出，不能以理想化甚至圣人化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普通老师，对于管教过程中一些分寸上的小瑕疵，社会应当给予一定的包容。

在不合理的投诉面前，更要坚定地支持学校和老师。

在沈奕斐这件事上，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注意，学校没有为了快速平息事态而“和稀泥”，而是依照程序进行调查，最终还了她一个清白。

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面对无理纠缠，学校不应成为“应声虫”，坚持实事求是才是对教育负责。

家校之间本该是相互信任的伙伴，目标都是为了孩子成长。如果一点信任都没有，那孩子谈何成长。

所以家长在按下举报键之前，或许可以先冷静地问一问：这件事真的严重到必须上级介入吗？有没有先和老师当面谈一谈？自己是不是把孩子的话过度放大了？

教育是一场需要合作的长跑，唯有彼此尊重、彼此包容，才能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空间，别让毫无成本的随意举报，成为压在日常管教上的一道沉重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