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 达

还记得学生时代赌气说出的那句“我要告老师”吗？

不可否认，在校园纠纷发生后，“告老师”曾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能够让老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诉求和身心状况，及时维护教学秩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彼时老师不仅在学生之间享有较高威望，其管教权和惩戒权也得到家校双方的支持。

然而，近年来，“告老师”的含义摇身一变，成了学生和家长联合起来“举报老师”“告老师黑状”，对教学管理稍有不满，便滥用举报手段。数据显示，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在8个月时间内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乏恶意举报。近期，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只因在直播中判定一名学生的经历“并非霸凌，而是正常的同学摩擦”，就被家长连续数月举报，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最终由校方深入调查后为其正名。

从“报告老师”到“举报老师”，教师失去的不仅是管教学生的权责，还有职业本身的尊严。若每一次的正当管教都被人拿着放大镜找茬，就会有越来越多教师顾虑重重，校园氛围和课堂质量或将难以得到保障。这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近年来部分中小学教师不敢管，最终将本应承担的责任悉数交予家长和家委会，进而招致新一轮的指责和不信任；此前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的“学生对老师喊杀”事件中，教师的道歉退让、学生的无礼发泄、课堂的纷乱失控，无不令人唏嘘。反思如何从源头加以防范，至关重要。

当下破解家校、师生矛盾的关键在于正本清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应到教师群体身上，则是要让他们敢管，认真履责，审慎行使法律赋予的“惩戒权”与“管教权”。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 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的答复，就赢得了许多支持的声音。这份答复中明确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区分正常教育与失范行为，这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二是要求学校承担“第一责任人”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法律和心理支持，纠正此前“牺牲教师换和谐”的错误做法。唯有厘清事实、明确立场、公正裁断，方能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更要看到，教师面临的压力更与高成本的维权密不可分。一则不实的举报，一段诋毁的视频，甚至是学生的言语威胁、家长的登门大闹，都会对教师造成沉重负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证。而对恶意举报和造谣生事者，很多时候并没有实质性惩罚。更不必说社交媒体的兴起，加速了谣言传播，评论区里的谩骂或是无心或是有意，又或是被情绪和假新闻裹挟，都有可能成为刺向教师群体的“利刃”。

为教师的管教权撑腰，也是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唯有教师群体不必再为恶意举报和网络暴力劳心劳神，方能轻装上阵，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