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6年第3期

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计划”讲座教授，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编委和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青年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40余篇，被转载30余篇。

引用：付文军.“开放带来进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学理阐释[J].理论与改革,2026(3).

摘要：“开放带来进步”是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结论。经过不断地努力，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完成了从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型升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入的表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来审视对外开放的问题，既要以生产发展这一基础性或奠基性条件来考察交往与开放的辩证关联，又要明确对外开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制度型开放始终以“打开国门搞建设”为主轴，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层面实现了“开放型的制度”和“制度型的开放”的有机结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度型开放历经了蓄力、初探、倒逼和推进四个渐次发展的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充分展现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渐进性和历史性，还深刻呈现了中国与世界深度交互的现实。这种过程性的制度型开放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实践智慧，在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统一、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结合、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协同中实质性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良效。聚焦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时代重任，我们既要以历史性和过程性的视角深刻把握制度型开放的“进行时态”，又要以总体性或整体性的思路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还要坚持“有方向”“有立场”“有方法”和“有原则”的基本思路贯彻落实制度型开放的系列部署与安排。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以尊重规律、激励创新和把握主动的态度和行动来有效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和实践进程。

关键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智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世界历史的实践进程已然确证了一个基本事实或经验：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小到每一个个体，若是奉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路和做法，就会在与世界绝缘、与时代脱轨的状况中逐渐落后并陷入挨打的境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通过不屈不挠的奋斗逐渐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状况，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并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绩。“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硕果，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的正确思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度交互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40余年的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已逐渐从“流动型”向“制度型”转变。这一重大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要求、标准、层次、质量和水平等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则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态势明确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要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意义重大。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制度型开放：生成逻辑与内在机理

对外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均不是先天固有的存在，也不是社会突变的产物，它们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中，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都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在世界历史的时代转变中逐渐被全球化的普遍性力量所驱动，同时也推动整体世界的共同建构。”在这一基本认知之下，深刻探究制度型开放的逻辑与机理，就要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对这一社会历史事实进行全面审视。这里所谓“全面审视”，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系统性地分析制度型开放的生发逻辑及其铺叙路径，科学地展现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与机理。

（一）生产发展、普遍交往与对外开放：唯物史观的解释方案

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状况：从孤立的自足式发展到普遍交往之下的全球开放型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轨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科学的方法论阐明了普遍交往历史格局的成形过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据此可知，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是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得以发生关联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不同部门、行业和民族之间的分工，才会有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按照这个基本逻辑和分析范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境况。在“人的依赖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初的社会形式”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时候区域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自给自足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隔绝式的孤立发展越来越行不通。历史和现实已然证明，自行闭关、主动锁国是逆时代潮流的不智之举，也必然会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困局。当人们开始从“最初的社会形式”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等孤立发展格局就变得不可能。在“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之下，人类社会逐渐变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

人类社会的交流与交往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成正比。资本是人类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催化剂”，得益于资本的“搅动”和“催化”，整个世界历史变得日渐一体，全球之间的广泛联系和深度互动成为常态。“全球化”和“地球村”等称谓不胫而走，这些现象所表征的不过就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频繁发生的普遍交往。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普遍交往的实现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外，还需要有开放（或对外开放）的思路、环境和政策。究其原因，普遍交往和对外开放是一体的。资本的问世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不仅加速了普遍交往的成形过程，还使得对外开放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及其逻辑的详细分析展示了普遍交往和对外开放的世界历史趋势和时代发展潮流。资本作为主导原则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普照之光”，它也迅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增殖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不仅使永不停息的变动（包括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理念的改善等）成为时代的标配，还塑造了一个几乎囊括了全部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细节在内的资本体系。资本促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加速和互联的时代。为了使资本不断增殖以满足资本人格化的欲求，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原材料和寻找廉价的人身材料、积极寻求扩大的产品销售市场，这些都迫使资本家“奔走于全球各地”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所到之处，不仅使原有的生产根基被破坏殆尽，还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明确指出，资本和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了更加深刻的说明和更加具体的描述：“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可以说，资本扩大了交往和开放的范围、拓展了交往和开放的空间，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开放程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世界历史的格局之下，普遍交往和对外开放就成了一切国家和民族必须面对的普遍性的历史命运。

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来审视对外开放的问题，既要在以生产发展这一基础性或奠基性条件下来考察交往与开放的辩证关联，又要明确对外开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地说，基于生产发展的普遍交往和对外开放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只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石之上，才能准确地将生产发展、普遍交往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真正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交往、对外开放等现象视为社会性、历史性的产物。对于中国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来说，也必须在上述方法论原则和分析范式中深刻呈现其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等复合型特质。

（二）“打开国门搞建设”：制度型开放的机理及其理解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这是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近代中国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制定和实施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性事件。在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和互动中，中国能够迅速融入世界并在世界舞台发展自身、发挥相应的作用，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进程也在中国的深度参与中不断推进。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都得到了明显跃升，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了适应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把握新时代的发展特点，党和国家提出了“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关于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了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要全方位“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要求，制度型开放的内容与雏形就此基本确立。确立为战略目标，其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成为其核心任务。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制度型开放的出场背景和落实情况来看，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外开放的具体实际，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型开放的系列重要论述，可以展开对制度型开放的深刻理解。

制度型开放依旧以“打开国门搞建设”这一思路为主轴。更进一步地说，制度型开放是“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打开国门搞建设”就必须对外开放，要促成“打开国门”更好地“搞建设”，就必须落实并推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制度型开放相关政策和举措的提出其实标志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稳步实施。究其根本，制度型开放本质上就是对外开放，它是以各种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来保证“开放”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可靠的规范体系和稳固的制度保障。开放的具体要求就是要“打开国门搞建设”。这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民族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并长期跃居世界前列，但明朝后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开始丧失了与世界交流、与文明碰撞的机遇。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中华民族陷入了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国家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过不断探索，我们制定并推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这是中国得以创造彪炳史册伟大奇迹的重要原因所在。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之下，推动开放的转型升级（从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促成开放政策、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有机适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开放的系列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都是“打开国门搞建设”的生动实践。

对制度型开放的理解应该紧密围绕“开放”和“制度”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制度型开放既要聚焦于制度层面，又要考虑到开放的实际，它是“开放型的制度”和“制度型的开放”的有机结合。就“开放型的制度”而言，制度型开放得以确立并稳步推进的前提就是要有支持开放的体制、适合开放的环境、助力开放的规则和保障开放的机制，若是缺乏这些必要条件，开放就难以顺利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更无从谈起。照此逻辑，“开放型的制度”是制度型开放的前提、基础和保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实践及其过程，我们党和国家除了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落实以外，还积极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层面保障了对外开放事业的顺利实施。当然，“开放型的制度”还有另一重理解，即制度的开放性。按照辩证法的科学思路，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政策，也不存在永恒的制度，制度和政策会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制度的开放性其实就要求制度向时代、实践和具体实际敞开，因时、因地和因人而不断变换合理的形式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对于开放的相关制度而言，这些制度唯有保持开放性、坚守发展性，方能与时俱进地推动相关事业的落实和发展。据此而论，制度型开放既需要开放型的制度来保驾护航，又需要充分体现制度的开放性以保证其生机活力。就“制度型的开放”来看，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从制度层面推进并建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对外开放战略，它是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核心的开放。在规则方面，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各个区域之间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同时，还要对标、对接经贸、文化、政治和生态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实现国内、国外规则同步、有机融通的对外开放体系。在规制方面，制度型开放则要求政府依照国内和国际法律法规等来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制约和控制，规范开放主体和对象在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和跨境流动等方面的行为。在管理方面，制度型开放要求在开放的格局中优化自身的治理架构、强化管理水平和提升管理能力并与国际先进水平的管理对标，以高质量的管理来有效推进开放事业。在标准方面，制度型开放要求我们在提升自身标准、坚守自身原则的同时，需要遵循国际性标准组织的国际标准、专业领域内的相关标准，以此推出符合国际与行业标准的产品和服务。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度型开放虽然要求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层面对标国际并适时改革，但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根本制度和总体思路等都不容有丝毫更改。

制度型开放不仅是一项政策性、宣传性的口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生动且具体的现实运动。对于制度型开放的理解，既要依托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明确其历史条件和时代方位，更要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全面把握其基本要求并深刻体会其社会历史意义。

二、制度型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交互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实也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开放问题的认知过程，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和对外开放的具体部署既可以看到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打开国门”（即开放问题）经历了一个从拒斥到接纳的过程，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我国对外开放历经了一个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的过程。纵观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型开放历经了蓄力期、初探期、倒逼期和推进期。制度型开放的上述历史进程与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渐进性和历史性，这种过程性的制度型开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的见证，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互的结果。

（一）蓄力期（1949年—1977年）：封闭半封闭阶段提出“外援为辅”的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和稳固的政治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方式和道路，开启了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严格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其实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开始思考开放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了。早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拥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还强调这并不预示着“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政策。这三条重要的外交政策“分别针对新中国一诞生就面临的三大问题……三项指导方针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实行中却是并行不悖的”。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1954年）中，毛泽东就极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首先需要和平环境”，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只要“双方愿意共处”就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在此次谈话中，毛泽东也再次透露出中国与其他国家“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的明确信号与主张。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中，毛泽东直接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正面回应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基本思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在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辩证审视中，毛泽东于1958年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案。在“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状况下，毛泽东依然看到了外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初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并争取到了来自苏联等国外力量的直接支持与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阶段”。受制于国内和国外的复杂情势，我国开放政策、开放程度都较为有限。中国共产党依旧以史为鉴，积极发展生产和推进现代化，为开放、交流和合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即中美关系、中日邦交都得以正常化，与中国建交、建立经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日渐增多。受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明确制度型开放的思路和政策，但封闭半封闭阶段争取外援辅助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和举措，无疑为改革开放、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推行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二）初探期（1978年—2000年）：“摸着石头过河”与政策性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它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就向全世界宣告：“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直截了当地驳斥了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称之为“崇洋媚外”的愚蠢看法。邓小平的 表态和批评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厘清了人们对于发展与开放、交流与互鉴的基本看法。

在“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路下，中国开始打开国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道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并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学习，也没有过多的实践积累，只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势下进行试探。这一试探期也可以分为两个渐进的阶段：一是初始开放与试点阶段（1979年—199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便提出要创办“出口特区”，随后，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这些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当时最重要的“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在特殊经济政策和系列便利条件的加持下顺利完成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学习管理经验来服务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1984年4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和上海等地返京之后，就开始考虑按照特区的政策“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的方案。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大连、青岛和秦皇岛在内的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开放沿海城市的基础上，党和国家还在1985年决定设置“沿海经济开放区”，将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都纳入其中。通过经济特区、港口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不断试点和推广，区域开放的格局在试点过程中初步成形。在经济特区、开放的港口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内，党和国家稳步推行外贸体制机制改革、迅速设立外资企业，积极探寻扩大出口为主的贸易活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二是加速开放与全面铺开阶段（1992年—2000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次谈话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在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基础上“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和“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目标。由此可见，我国对外开放按照从东至西、由南到北的发展思路得以稳步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迎来一个“加速推进的时代”和呈现出“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势下得以稳步推进，开放的地域得以拓展、开放的力度得以加大、开放的水平得以提高。通过不断落实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依托开放的具体政策，国内诸多产业的竞争力得以大幅提升，虽然这一阶段的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技术与资金含量”和“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均有大幅度增加。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为推进制度型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倒逼期（2001年—2017年）：以“深化改革”推进规则化开放步伐

在不断深入的改革过程中，我国先后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复关申请和进行了长期的入世谈判。围绕“争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目标，我国在2001年12月11日成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对外开放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这不仅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实践的认可和接纳，还是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证明。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是机遇，也会遭遇到诸多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随着全国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有序深化，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很难再通过制定新的优惠政策来形成特殊的发展优势”。经过不断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开放的认知更加理性和科学。开放并不是目的所在，更不是唯一追求，它不过是倒逼改革的手段而已。尤其是在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原本国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方案都受到了严重挑战，积极开掘发展新路子、探索开放新方案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开放的基本思路上，江泽民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胡锦涛提出了“独立自主而又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自力更生而又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理念。就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来看，党和国家围绕积极探索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能力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度思考和广泛改革。既要求我国“加快熟悉和掌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其他国际经济法规、惯例，善于运用法律等手段有效保障我国经济权益和安全”，又提出必须“着力提高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然会对开放的范围、程度和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一方面，我国积极主动推动国内各项改革，除了主动降低关税外，还积极推动外贸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机制的更新，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水平与质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世界贸易发展需求和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我国还主动与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规对接，完善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深受影响。为了应对危机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方案，在引资、引技和引智的有机结合中不断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水平与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系统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则将“开放”纳入了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中，并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深度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紧密与世界局势、国际标准关联起来，在“外塑形象”和“内推改革”的有机互动中开辟了开放的新局面。

（四）推进期（2018年至今）：“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与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这一提法首先出现于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会议布置了2019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并将推动制度型开放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就具体工作要求来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着重围绕制度展开了具体部署，既要求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基础上稳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还要求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又要求推动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并“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这些要求和提法可以明显看出，党和国家将对外开放的关注点移到了制度层面。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规则、标准等明确纳入了制度型开放的框架之内。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要求浦东继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重点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以“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至此，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都得以明朗。

党的二十大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纳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之中，重点说明了制度型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则对制度型开放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围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举措，并且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目标。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党和国家根据当下的实际，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等，围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等工作内容落实了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战略安排。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制度型开放也必将迎来新的局面。

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智慧与实践路径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制度型开放是党和国家依照实际推出的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系统性工程，不仅充分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还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智慧和中国人民的处世智慧。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其中的实践经验和辩证智慧，以期更好地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辩证智慧

制度型开放是一项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必须以系统思维这一“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其进行综合审视。总体而论，制度型开放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的深度交互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辩证智慧。这些智慧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着力推动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呈现。

一是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统一。制度型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具体化呈现。从制度层面规范开放流程与实践，通过主动对标国际标准、积极衔接国际规则、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和有效引进国际管理等系列手段来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体系与国际经贸体系的有机融合。从制度型开放的战略安排和实施过程来看，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目的在于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并不是不兼容的对立性存在。扩大开放会倒逼改革与创新，深化改革会有效促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随着制度型开放的方案提上日程，党和国家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外贸体制、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等系列问题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改革，推出了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既是开放倒逼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所取得的成绩。在高水平、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中，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必然会发生更具深度的互动。在开放与改革的深度互动中，制度型开放也必然会朝向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二是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结合。制度型开放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它是党和国家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综合制定的一项具备“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特点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围绕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的相关主题，不仅围绕外交政策、国际交流等问题推出了相关的改革和调整方案，还围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文化交流格局、区域开放政策和开放创新生态等问题展开了系统部署。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思考，围绕制度型开放的相关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等都在落实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系统性体制机制。制度的生命活力在于落实，合理的制度和科学的决策只有落到实处并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人民的接纳和历史的认可。对于制度型开放的系列顶层设计而言，它只有在实践探索中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依照对外开放的系列要求和战略部署，在“综合试点—逐步推广—全面开放”的思路下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多主体协同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具体工作。作为一项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入的探索性事业，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也会在上下贯通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推进。

三是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协同。历史和实践已然表明，对外开放必须以自立自强为基础。若没有强大的根基，在全球化时代将时刻陷入被动。自立自强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对外开放又能够促进自身的完善、强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始终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和“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一思路依然适用于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格局与举措必须在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协同中得以稳步推进。在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我国必须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国内的开放与发展问题，以全体中国人民为推动开放的主导性力量，集中力量破解国内社会难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走自己的路”，积极开辟制度型开放的新格局。当然，制度型开放还必须在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得以有序推进。“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之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效应对国际危机和挑战，在开放的过程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以此塑造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格局，方能“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二）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二者同道、同向、同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能否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事关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成败。基于对外开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的历史与实践，积极探寻新时代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的科学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贡献力量。

从认知层面来说，必须展开对制度型开放的全面审视和理性把握。制度型开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和复杂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对它的分析和把握不能停留在表面，而需要紧密围绕“制度”和“开放”这两个核心范畴展开综合性认知和分析。一方面，以历史性和过程性的视角深刻把握制度型开放的“进行时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基于改革开放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改革开放是基于特定时代而提出的发展自身、振兴民族和国家的重要举措，时代会在生产力的不断推进中不断变化，周围的环境也会在历史的进阶中不断变化，改革的措施和开放的政策也会因时、因地、因势而不断变换具体内容和形式。若是以改革开放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为由，将改革开放置于“完成时态”中加以分析，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将无助于改革开放工作的稳步推进和继续提升。在对外开放中，我国坚定地向世界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对于理解制度型开放的“进行时态”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必须以动态的思路来看待手头正在做的事情，综合审视制度型开放的阶段性任务和总体性目标。坚持制度型开放“永远在路上”的基本思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中深刻把握制度型开放的战略背景、核心任务、阶段目标和社会效应等复杂性问题，以辩证的思维透视制度型开放的动态特质。这是不断开辟制度型开放新境界、不断塑造制度型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以总体性或整体性的思路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的社会工程，必须在“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下稳步落实相关举措。以系统思维全面审视和理性把握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辩证处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要素开放与制度开放、自主开放与单边开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经济开放与文化开放、开放战略与开放策略、开放水平与开放质量、推动发展与维护安全、顶层引领与地方探索、激发活力与维护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开放合作与国际竞争、风险防控与改革突破之间的关系，还要统筹把握好世界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规律。在系统联动的过程中开创相互交融、互利共赢的局面。

就实践层面而论，必须围绕制度型开放制定行之有效的推进方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场深刻且生动的社会实践，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思路，循序渐进地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部署与具体举措落到实处。具体说来，必须按照“有方向”“有立场”“有方法”和“有原则”的基本思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先，制度型开放需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行。“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言之，制度型开放必须时刻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包括制度型开放在内的所有对外开放的安排与举措都不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已，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我国的制度型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行。在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谨记“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必然是“死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其次，制度型开放需要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改革和开放本质上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二者的任务其实都是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通过规范开放行为来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要在规范性的开放过程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不断影响世界并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归根结底，制度型开放的战略安排和系列举措其实都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方向的引导下，党和国家始终将制度型开放视为亿万人民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遵循这一思路，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推进始终与人民密切关联起来。在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路线，积极塑造开放依靠人民、开放为了人民、开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格局。可以说，制度型开放将人民群众引导进入了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形成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展开和丰富全部人类历史过程的现实路径”。这是我国的制度型开放能够汇聚历史合力、集中人民智慧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一战略举措能够顺利推行并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再次，制度型开放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这一判断对于制度型开放来说依然适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具体展开，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特色和彰显民族风格的方法，制度型开放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就是按照先试验（或试点）、后总结、再推广的探索模式“循序渐进、有序推进”以“点”（经济特区）带“线”（港口城市沿线）、串“线”成“面”（经济开放区、边境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区网络等），逐步形成了囊括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国内和国际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式开放格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十分注重开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力图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同推进高水平、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最后，制度型开放还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遵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制度型开放能否取得成效，就在于它能否契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人民建构制度型开放格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稳步推进并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之点。总体而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坚持并贯彻落实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的过程中稳步开辟制度型开放的新局面。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是党和国家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民族振兴需求，综合研判国际发展趋势和对外开放形势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关键在于落实（或实践），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合中勇推改革、善于摸索、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制度型开放引向深入，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增添能量。

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意义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以全新的制度型开放统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和能量。通过施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和更加规范有效的制度型开放举措，“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效果和辉煌成绩直接确证了它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抉择。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相伴的必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拓展与深化。

坚持尊重规律和激发创造相结合，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迈上新台阶。制度型开放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性事件，有序推进这一工作首先就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时代变迁规律和世界历史规律。只有在总体上符合社会、时代和世界的基本规律，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不仅如此，制度型开放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制度型开放能够顺利推广、施行的关键所在。当然，制度型开放还需要直面国内外互动与交流、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利用外资与技术、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维护国际公共安全等重大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充分尊重上述领域内的基本规律。坚持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取得成效的前提与基础。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有效汇聚并合理利用建构制度型开放的合力。在调动人民积极性和激发人民创造力的过程中，助推制度型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制度型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提升与改变，都将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的关键支撑。

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引领开放，在稳中求进的过程中开辟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项探索性的事业，它们既没有现成的模板，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直接经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只能在摸索和试点中不断前行。为此，我们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号召来有序推进制度型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不能因怀有畏难情绪而不作为，也不能因害怕犯错误而消极怠工。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要以不畏艰难、勇于承担的责任意识和时代担当来“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在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开天辟地的底气，才能坚决冲破各种利益藩篱、打破各种思想和制度羁绊而不断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实现“突围”。当然，坚持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来引领制度型开放，这绝对不是急躁冒进地推进相关战略部署得以落实，而是要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有效地落实与制度型开放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有序地完成不断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任务。在周密的筹划和积极的行动中，实现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继而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

坚持守正创新以把握战略的主动，在改革与开放的深度交互过程中积极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格局。“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进相关事业和落实相关部署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守护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稳步推进“正在做的事情”取得良好效果。具体说来，落实制度型开放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除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守社会主义制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贯彻党和国家对于各项工作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外，还要在“做事”的过程中守住行事的底线。同时，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积极求新、求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部署实施了各个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产业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制约技术、知识、人才和思想等创新的壁垒，不断开辟制度型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和新优势。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以创新塑造高水平开放的格局，在开放和创新的互动中把握战略主动、占据战略优势，有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任务和长远目标的达成。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对话协商为手段，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总体思路，积极推动开放的规范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就要秉持“人类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有效的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在新的时代征程中，要积极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标准、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以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开放融通和开放共赢的态势来实质性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