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教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开启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这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教育局长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张志勇教授长期投身教育领域深入研究。他的《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变革》一文极具价值。

文章紧扣党的二十大提出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以治理现代化为教育强国建设基本路径的重要指示。详细阐述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重要部分，其本质在于教育权力科学配置与有效行使。文中指出，面向 2035 教育强国建设，教育治理在主体、手段、对象、效能等要素结构上呈现多元参与、依法治教、主体自治、内在自觉等新变化。

阅读此文，读者将收获张教授专业视角下对教育治理现代化变革的深刻剖析，助力各界精准把握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治理的关键方向，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迈向新高度提供极具参考性的思路。

加快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2023 年 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明确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围绕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与政策，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本研究对标 2035 教育强国战略，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成果，深入分析教育强国建设对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探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一、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本质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教育治理现代化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深入推进我国教育事业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根本转型。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回溯，本研究认为，教育治理的本质是教育权力配置及其有效行使的制度安排。从“管办评分离”到“放管服改革”，党和国家对教育治理现代化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教育权力的优化配置，比如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

（一）教育治理主体：更加强调多元参与

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其重要改革特征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即从单一的政府管理主体向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管理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尤其突出对社会参与的高度重视。

政府是“元治理”的治理主体。“元治理”这一概念最早由杰索普（Jessop，B.）提出， “元治理不可混同于建立一个至高无上、一切治理安排都要服从的政府。相反，它承担的是机构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它不仅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而且还能使各自组织安排的不同目标、组织行动以及后果等相对协调”。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突出社会参与的机制设计，旨在通过共同参与治理，限制政府的不当干预，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但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仍要在教育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教育治理的最终主体责任。

学校是自治性的治理主体。从过去单一政府管理主体走向多元管理主体协同治理，对学校而言，要承担起学校自治的主体责任，即由传统的政府“他治”向学校主体“自治”的转变。从权力属性角度看，学校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权力，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更不是市场的经济权力，而教育治理本质上规定了教育中行政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学校自治的主体性实践，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学校间的权力责任关系，实现政府的简政放权和学校的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地激发学校作为教育“细胞”的活力。

社会是第三方中介的治理主体。社会作为独立的治理主体参与教育治理活动，通过直接提供教育服务、举办政策咨询及监督、评价教育活动等方式，增强教育治理的科学性和理性化。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范围通常小于政府治理主体，面向特定的对象或区域，比如可以协调社会团体间、社会组织内部、公民之间因教育事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等。同时，社会主体作为第三方中介参与教育治理活动，也需按照市场规律和文化习俗开展自我管理与约束，从而提升参与教育治理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家庭是利益相关方的治理主体。家长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尤其在学校治理体系中作为利益相关方不可或缺。但当前家庭参与学校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仍不健全。不同主体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决策等权力配置不一样。以家庭为代表的教育治理主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声音相对有限。因此，要尽快建立家长平等参与学校治理的有效机制，畅通家庭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渠道，保障家庭教育治理参与的平等性。

（二）教育治理手段：更加强调依法治教

从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经验看，无论欧美教育强国，还是东亚教育强国，其教育法治化程度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实施依法治教、依法办学和依法治校，取得了重大的制度创新成果。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核心，需要用法治来引领、以法治为保障。在管理手段上，必须实现从单一依靠行政命令到更加依靠法治的转变。传统的教育管理更倾向于运用行政手段推进工作， “人治”特征更为明显。比如，单纯依靠上级行政命令，下级对上级单向服从与履行义务，不利于提高教育管理效率。同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教育管理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力关系，限制了下级部门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利于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比较来看，依靠法治手段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其重要特征是制度化、民主化、公开化。制度化即各项教育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法律制度推进，不再受人为的自由裁量权影响；民主化则是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作治理，鼓励基层创新和自治，明确职、责、权的合理分工，避免相互推诿，提高管理效率；公开化则是法治的重要标志，以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约束权力运行，这是改变传统行政管理缺乏有效监督的基本路径。所以，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治理现代化，首要任务是改变传统的单一行政管理方式，完善权力配置，推进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实现从传统行政管理向现代化依法治教转变。

（三）教育治理对象：更加强调主体自治

与传统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核心任务是优化教育权力配置，其权力来源及运行向度等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管理对象上实现从单一的他治向他治和自治转变。在教育权力来源方面，教育管理的权力是法律对政府的授权，是相对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其管理对象则是以他治为主，即主要履行管理其下属部门或个人的职责。而教育治理的权力来源则更加多元，其权力来源不限于法律，也包括社会契约、自治章程等，其管理对象也更加多元。比如，依据社会契约进行自主管理。从教育权力运行方向看，教育管理的权力运行以自上而下为主，而教育治理的权力运行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前者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外部管理，体现的是他治形式；而后者则是多元参与、民主协商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平等协商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更多的自治特征。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要从他治走向他治与自治相结合，也与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多元路径有关。多元协同视野下的教育治理，其教育治理对象也是教育治理的主体。一方面，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共同治理；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各利益相关方自组织的内在治理机能，形成他治与自治和谐统一的治理新格局。

（四）教育治理实施：更加强调内在自觉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传统的教育管理效能，主要依托基于绩效考核制度的政府评价。这种行为往往带有强制色彩，其标准、程序及结果运用等方面均有鲜明的制度刚性特征。面向 2035 教育强国建设，其现代教育治理的主体、路径和方向将更加多元，对教育治理效能的管理将不再仅仅依赖于绩效主义的强制性高利害评价，而是更加关注不同治理主体对治理行为价值的内在自觉，唤醒教育主体行为的“自我观照”。从依赖强制到关注唤醒，体现了教育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变，是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实现政府管理效能的“善治”，而善治的实现则需要转变传统管理的“统治”范式，弱化政府行为的集权、命令等强制性特征，实现教育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互动与协商等，达到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内在唤醒。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关键路径是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因此，单纯依靠强制的政府管理行为，很难达到不同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同、综合施策等目标，从强制到唤醒，旨在追求政府管理效能的善治目标。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法制、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与公正等，是体现政府“善治”的关键要素。教育治理现代化路径的顶层设计，要具备包容性和开放性，兼顾多元需求，在管理效能上，注重从强制走向唤醒，调动多方参与积极性，有效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目标。

二、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

从内涵出发，一个称得上教育强国的国家，是教育综合实力、教育创新能力、教育服务能力、国际竞争力及教育治理能力等方面都比较强大且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其中，体现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成果 — —教育治理制度安排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志。

（一）根本制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2016 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18年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该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领导教育工作的宏观统筹力度，提升了教育领域发展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效应，有利于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政府各部门间的权责关系。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九个坚持”，其首要内容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并将其定位为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指针。中央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与安排，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快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政策。这些重大政策的出台，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对于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构建、强化教育治理权力的科学配置、保障国家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基本制度：全面实施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增强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面对教育发展新格局的挑战，需要着力推进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全面实施依法治教，以教育法治建设支撑教育强国建设。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谋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与总体目标，而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2016 年 1月，教育部印发《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 年）》，提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该政策对于推进教育事业从“教育法制”向“教育法治”转变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了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依法治教。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旨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精神，是依法出台的重大教育改革举措。

近年来，我国不断补齐重点领域立法缺项，不断健全教育法治体系。比如，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积极推进《学前教育法》立法工作。在实施依法治校方面，积极推进中小学章程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加快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一系列文件，着力提升大中小学依法治校能力。

（三）重要制度：科学配置多元管理主体权责关系

教育治理的本质是教育权力的科学配置及其有效行使。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明确上下级管理主体和同级管理主体间的权力及其边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各个部门、各个群体、各个系统的协同推进，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保障。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领域的治理现代化建设逐步从基本构想走向完善体制机制阶段，其根本着力点就是调整优化管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目标是构建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治理格局。该文件着力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做出具体安排，要求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下去，把该管的事项切实管住、管好，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权责运行的新型关系。随着我国各项教育体制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教育治理现代化逐步从宏观制度设计向专项领域教育治理改革推进。围绕教育治理权力配置、教育治理效能提升、中小学办学自主权、教育治理监督等方面，全面优化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中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目的是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教育财政关系。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要求把教育教学自主权、人事工作自主权、经费使用自主权等下放给学校，为推进中小学内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教育评价不仅是“指挥棒”，更是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抓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成为完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性工具。2022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对如何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支持和保障校长行使职权、建立健全议事决策制度等作出了重要部署。

（四）行动机制：以“管办评”分离推进职能转变

以教育治理现代化助推教育强国建设，亟须优化教育治理主体的权力行使方式，提高其治理效能。在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大背景下，实施“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改革，是落实依法治教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制度安排。“管办评”分离改革是事关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全局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是全面推进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的有效路径。2015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聚焦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如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不充分等问题。其核心目标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权力运行体系。

201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强调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举措，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效能。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需要依法明晰政府、学校、社会权责边界，构建科学有效、规范运行、内容完备的现代化制度体系。2017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旨在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保护或释放学校办学活力。同时，教育部专门制定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年度任务清单，形成半年通报机制，并不断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编制完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具体要素表，取得显著成效。

三、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路径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和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我国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仍亟待完善，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事权、人权、财权高度分割以及集权的管理体制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迫切需要深化党在教育治理中的根本制度建设，加强教育立法、修法，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教育治理纵横向权力配置，创新教育治理工具，提高教育决策和政策调整的适切性与科学性。

（一）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首要原则就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党的全面领导是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加强党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政治建设，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在教育决策、教育改革中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做到令行禁止。加强党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领导体制建设，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深入探索完善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建立书记和校长的有效沟通机制，明确党政分工的权力责任配置，不断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同时要加强市县教育工委建设，理顺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加强党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组织机制建设，要求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健全重大议题决策机制。同时，发挥好党的监督作用，保证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加强党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领导能力建设，根本上要靠人才，要求党政领导熟悉教育、关心教育、研究教育，同时要熟悉党的建设规律、党纪党规以及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由此，必须加强理论和政策学习，善于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把党的领导转化为推进教育工作的实效。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建设，如党政领导年度教育工作述职、政府教育工作考核评价、教育失职渎职问责等制度建设。

（二）优化教育治理体系双向权力架构

面对当前教育管理条块分割、教育权力越位错位、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等问题，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优化教育治理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从西方国家公共治理的演进过程看，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过程中，都有一个公共权力从扩张走向限制的过程。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善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关键是要建立政府间有序放权、部门间分权合作治理、纵横有序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基于不同教育治理主体的关系变化，教育权力配置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按照教育治理主体的层级结构形成纵向教育治理的权力配置关系，而按照教育治理的同级职能部门间关系则构成了横向教育治理的权力配置关系。

在优化纵向教育治理权力配置方面，要明晰各级教育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的自上而下式有序放权，改变教育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增强地方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自主管理权力。同时，实施地方政府向本级教育职能部门的有序放权，提高教育部门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统筹管理权。推进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权力下放，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在优化横向部门间教育权力配置方面，要重点优化同级党政部门间的权力配置，在人事权力、财务权力及组织权力等方面，实现从党政职能部门向教育职能部门的有序分权，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间教育治理的权力边界，确保教育职能部门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统筹管理权。

（三）完善现代学校内部治理机制框架

在各级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层面必须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确保学校真正用好办学自主权，最大程度激发学校内部办学活力。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完成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下放，还要有效引导学校加快推进学校章程建设，充分反映广大教职工、学生诉求，依法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规章制度，提高学校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约束的能力。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学校内部治理改革蓝图，要求健全决策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作用，加快推进学校章程建设，旨在通过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科学管理水平。比如，山东省潍坊市积极推进各类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内部治理机制，逐步形成了“一核心/一章程/四会”（即以学校党组织领导为核心，完善学校章程，健全学校校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理事会）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为保障教育家办学，支持学校发展改革任务落地生根，提高内部治理能力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四）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协同治理是各治理主体基于共识维护共同利益的过程。协同治理往往涉及多个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要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体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必须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协同治理的主体和参与者，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为最高价值和行动准则。推进第三方协同治理制度建设，离不开家庭、社区、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当前，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第三方社会机构仍缺乏有效的教育参与权和监督权，其参与教育治理的动力与机会也不足。因此，亟待改变当前社会参与教育治理难的现状，健全第三方协同治理权利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除了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层面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在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中，更需要推进第三方协同治理的制度建设。政府、社区、家庭和师生是学校内部治理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积极引导内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学校治理工作，尤其是提高处于相对弱势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治理地位，是现代化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学校校长要进行内部分权，赋予教师更多课程开发、自主教学的权力，调动教师主体能动性；同时要以教学为中心，积极优化内部管理机构和职能，变管理为服务，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另一方面，学校通过制度建设，有序规范各相关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路径。如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家长委员会制度、社区教育理事会制度等，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内部运行机制。

（五）推进教育治理工具的现代化创新

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在高度关注教育权力配置的同时，也亟须教育治理的工具创新，目的是助力形成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发挥好依法治教的教育治理工具效能，完善我国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解决目前教育立法不足、修法进度滞后、基层实践无法可依、教育内外法律法规协调衔接不足等问题，必须加快弥补当前教育法律法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比如《学校法》、《校外教育法》、《考试法》、《终身教育法》及《网络教育法》等。同时，各级行政机关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树立教育法律权威。各级教育治理主体更需要转变观念，发挥不同教育主体职能，共同推进依法治教实践，积极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形成依法治教的良好氛围。此外，还需要加强教育治理的执法体系和执法能力建设，形成相对独立的教育执法队伍和明确的执法范畴与工具。

我国传统的教育治理工具主要包括单一行政管理、不透明的财政拨款制度和评估达标。而面向未来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要求，尤其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治理工具变革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新的治理工具正在不断涌现。比如大数据治理，即依靠“新技术赋能”将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通过AI人工智能教育，既通过智慧教育赋能未来，同时又不断提高教育治理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再比如专业化治理，通过教育治理主体的专业化发展，实现用专业方式管理教育事业，不再单独依靠传统的经验管理和行政管理思维。还可以通过购买专业公共产品，提高学校治理和教育效能。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更需要实施公开化治理，即大力推进教育人事、财政、决策公开化，自觉接受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监督，实现对教育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