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给予我的精神馈赠

贺来

收到张希校长的邀约，既深感荣幸，又心生忐忑。《闻雁集》的作者，很多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师长，他们的学术成就、生活积淀、人生智慧，都是我无法比拟的。但与大家相同的是，我们都是在吉林大学开启和经历了精神世界的自我成长之旅。38年前，正是吉林大学，引导我开始走上了向人类普遍精神提升的“教养”旅程，使我从一个“学生”，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学者”。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从吉林大学所获得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馈赠是什么呢？借张希校长提供的难得机会，我想就此谈几点较为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一、相信思想的力量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条件

1987年，我参加高考，从湖南益阳市一中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就读哲学专业，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我的高考志愿是法学和新闻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个长我几岁正在长沙念大学的邻居大哥兜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吉林大学不错，但哲学这个专业不怎么样！而在地方教育局担任领导工作的伯父却说：读哲学就对了，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用的学问！截然相反的说法，使我本因没能录取到心仪专业而郁闷的心情又增添了几分迷惘。

从湖南到长春，当时尚没有直达列车，需北京中转。经过近两天绿皮火车的颠簸，在长春火车站被迎新的大巴接到吉大八舍，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开学第一周，系里安排高清海和舒炜光先生为我们做入学教育。高清海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他所讲的正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哲学这门学问究竟能干什么，它到底是否“有用”。高先生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是如果你一心抱着想发财，想当官的想法，就趁早不要步入哲学之门。哲学家想赚钱并非难事。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通过观察天象，精准判断来年收成，提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当地所有的榨油机，结果第二年橄榄果然全面丰收，泰勒斯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哲学家也并非不能当官，赫拉克利特是以弗所王子，释迦牟尼是释迦族王子。但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抵御这些诱惑，去承担其不可替代的使命。第二，哲学自有其独特的力量，财富和权力当然是有力量的，区别在于，哲学的力量是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只要人不想沦为动物，这种力量在人和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就有着其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舒炜光先生是我国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首位博士生导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部研究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专著都出自他手。他当时已病魔缠身，虽然身形消瘦、声音嘶哑，但他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虽脆弱，但他的大脑可以容纳整个世界，你们要立志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1 与高清海先生（左）和师母张树义教授（右）同游杭州

同一句话，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内涵是不同的。对两位先生的教诲，虽然当时为之动容，但只有随着更实质性地融入吉大哲学的学术传统、更深入理解哲学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内在精神脉络，我才逐渐切实体会到它所承载的真正分量和真实意义。

80年代的大学校园充满着激情、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吉大哲学学科是当时全国哲学思想论争中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思想中心之一，尤其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变革引领学界风气之先。高清海、邹化政、舒炜光、张维久、车文博等先生通力合作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高清海先生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邹化政先生的《<人类理解论>研究》等一批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刚刚出版。这些著作所掀起的“头脑风暴”使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哲学观念不是立足于云端的抽象思辨，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和文明深处规范着其发展方向的巨大力量。从前苏联沿袭的哲学教科书不仅是一种“教材”，其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构成了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深层的思想基础，因此，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变革的真实意义也就不仅仅是在各种版本的教材上再增添个数字，而实质是要消解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思想根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开辟思想道路。如果以世俗功利的标准衡量是否“有用”，哲学确乎“无用”，然而，如果承认人的世界不同于动物世界的根本标志在于它深受观念和思想影响和支配，那么，破除教条、消除思想桎梏，从而实现“思想解放”并因此推动“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这种“无用知识”之“大用”，谁又能够否认呢？

图2 高清海先生、邹化政先生、舒炜光先生的著作

多种形式的学术讲座，是80年代大学校园独特的风景。几乎每逢周末，理化楼可容纳几百人的梯形教室挤满听众。哲学学科如孟宪忠、孙正聿、邴正等青年教师是最受欢迎的“明星学者”。有次教室里人实在太多，一位在走廊勉强找到立足之地的女同学突然晕倒，紧急处置之后让大家虚惊一场。有一年4月1日，理化楼对面的解放大路宿舍门口张贴一大红海报，告知当晚六点半理化楼二楼有孟宪忠博士学术讲座。是时教室人声鼎沸，座无虚席，然而迟迟不见主讲者露面，半晌才有人反应过来：原来这是愚人节的“节目”！这些小插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思想和学术对于学子们的吸引力。这种气氛深深地感染我，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对思想和精神的追求，是每个人不可遏制的需要，真正的思想是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的，用思想改变思想，这就是哲学的力量。我内心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以后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学者。

在这种自觉信念的指引下，在大学阶段，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图书馆与阅览室度过的。那时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读书计划，只是找自己感兴趣的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当时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潮，国内哲学和文化思想界活跃的代表性学者的论著，均在阅读范围之内。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曾多次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惑和危机。有一次阅读尼采，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人生意义虚无的深渊感，每个人都是必有一死的有限生命，面对这一事实，那超感性的、永恒的、代表着理想的超验世界岂不是一种虚构？倘若“上帝”真的死了，那么，有限的人生到何处寻求意义的根基？这一问题曾让我好几天彻夜难眠，觉得每天的生活如同梦中一般虚幻。还有一次是阅读邹化政先生的《<人类理解论>》研究》，该书谈到近代哲学的一个重大趋势是“上帝的人本化”，即把蕴含在上帝之中的精神内容回归到人的意识界，建立人类的意识原理，它表明在逻辑上，一切存在都首先是人意识和把握到的存在，即表现在意识界的存在。那么，意识究竟如何超越主观性的范围并切中客体？如何从这一意识原理出发，实现“内在的超越”，证明它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扰和折磨着我，难以找到走出“思想捕蝇瓶”的出路。后来通过研读海德格尔等当代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家的著作，我觉得自己发现了回应和克服这一困难的新路径，这让我激动不已。我真实地体验到了艰苦思考之后所带来的思想愉悦和解放，并且意识到：思想的力量不仅可以规范社会和文明进程，可以影响别人的思想，它同时还是一种让自己觉醒和欢悦的智慧。

这种对于思想所具有的独特力量的认识，推动我选择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吉林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留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成为了我主要的生活内容。在此过程中，我与学术前辈们有了更密切的交往，对哲学系的学术传统有了更深入的同情的理解。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幻中，虽然历经磨难，高清海先生把哲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内在关联在一起的不懈探索，邹化政先生“生命之树与思想之树是同一棵树”的执着信念，舒炜光先生在生活困顿、病痛折磨时“宁可缩短生命长度，也要加大生命强度”的学术天职情怀，一次次感动和震撼着我，使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外在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生命的事情”，不是一门“不食人间烟火”、远离人间的抽象学问，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切中和影响社会现实生活与个人精神世界的强大思想力量。

从2001年起，我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我经常援引黑格尔的这一名言与我的学生共勉：“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这是我立志以学术为志业最为根本的支撑。事实上，这不仅对于哲学，而且对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对于全部的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第一条件”。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有不少人的目光执着于世俗事物，对“实用目的”之上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嗤之以鼻，然而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信念，也就等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要义和灵魂。

二、符合学科本性和规律的专业教育和学术训练

光有情怀是不够的。除了坚定的学术信念，还需要扎实的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符合哲学学科本性和规律的专业教育和学术训练，这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给予我的另一重要精神馈赠。

大学期间，我接受了国内最好的本科哲学教育之一。那时哲学系的师资阵营可谓史上最为鼎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等主干学科均由全国一流的学者领衔，并形成了十分齐整的学术梯队。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多是教学经验丰富且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李秀东教授给我们讲“哲学原理”课，与许多学者相比，李老师并没有显赫大名，但他极其敬业，为了讲清楚课程中一些疑难问题，他把能找到的相关文献都要找来进行研究并作为教案内容，这使得他的教学十分扎实细腻。李老师已经作古多年，他的名字也许早已被人遗忘，课程中的许多内容和观念，今天我也不再完全认同，但正是受惠于这门课程所打下的扎实基础，才为我今天对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提供了必要的背景。高文新和王天成教授为我们讲授的“西方哲学史”是我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记得第一堂课讲古希腊哲学，高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非常迅速流畅地画出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完整地图，并在上面标出了主要的城邦和哲学家出生和活跃地点，一下子把我们震住了；王老师讲课极富个性，他操着唐山口音，衣着随意，也没有现成的教案，如果按今天教学规范的形式要求，可能会遭人诟病，然而，他给我们讲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和著述就像活在他的脑海中，他授课如同引领学生与哲学家一同经历思想的历险，让人始终处于精神的紧张状态，又切实感受到思想摄人心魄的魅力。现在我经常想，今天的大学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在强调形式化的教学规范的同时，更注重真正有个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风格。中国哲学史的课程由李景林老师讲授，李老师当时还是青年教师，后来从吉林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他充分吸收了当时尚少有人关注的牟宗三、唐君毅等港台新儒家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阐释，形成了一整套对中国哲学系统而深入的解读系统，他的讲课内容远远超过了教材范围，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孙正聿教授在大四为我们开设“哲学通论”课，这是孙老师第一次系统讲授这一课程，也是作为哲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在全国第一次开设这一课程，后来声名远播的《哲学通论》教材即脱胎于此。这完全是体现孙老师学术个性的一门课程，它既区别于几十年长期讲授的“哲学原理”，也不同于对某些流派和学说的介绍和评述，而是凝聚孙老师长期围绕“哲学究竟为何”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的确起到了“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的作用。大学四年的学习，为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我以“理性的命运”为题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呈送孙正聿老师，孙老师看完后很高兴。他这样鼓励我：我希望你今后一定要做学术工作，不然就有点白瞎了！

1991年至1996年，我在吉林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意味着要从“学习”逐渐转变为“研究”。在此阶段，吉大哲学学科的学术训练，其中有几点，对于我今天能成长为一个有一定“学术个性”的学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高度重视基础理论问题的锤炼和深度思考。哲学系的创始人刘丹岩教授在建系之初，就特别强调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最重要的是要“抓根”，即要抓住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且必须洞察“根本问题”的精神和实质。这构成了吉大哲学学科一个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传统。我的博士导师高清海先生有次拿着一本外校的博士论文，边翻边说：你看这篇论文，从古写到今，上下五千年都说了个遍，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论证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挺唬人，似乎很有学问，其实是最要不得的论文。高老师指导学生时，经常问的一句话是：你的疑难究竟是什么？能否用自己的话，把你认为重要的问题和核心观点，简洁地把它说清楚？读博期间，几乎每周固定时间，同学们齐聚高老师位于东朝阳路的家中，每次都聚集于一个中心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对话、质疑、辩难，甚至激烈的争论，捕捉到真实问题的快乐，面对难题的紧张和困窘，找到破解问题线索的兴奋，相互启发的收获，交织在一起。苏格拉底曾说：“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维诞生”，波普尔说“科学始于问题，又终于问题”，没有真实的问题，就没有真正的创新，“学徒”阶段所打下的这一精神烙印，贯穿在我以后的独立研究中，对我的理论思维能力与学术判断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强调跨越学科的狭隘边界，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寻求对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和追问。“走到边界上去看，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这是我的硕士导师孟宪忠教授经常给学生的提醒。孟老师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很年轻就在学界成名，但他的知识触角逾越哲学，延伸到了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广阔的学科和知识领域，他的治学理念是：只有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才使我们既洞见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孟老师后来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任教，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虽然他不再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但其治学理念对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事实上，不仅孟老师，吉大哲学学科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一次学术讨论中有人提及坊间流传的“学科鄙视链”：“搞西哲的看不起搞中哲的，搞中哲的看不起搞马哲的，搞马哲的看不起搞其他一切哲学的”，高清海先生说道：“这种互相看不起实质上就是看不起哲学本身，哲学中只有真假问题之分，种种界线都是人为的自我设限。”埋首于各自二级学科边界之内，这是国内大多数哲学学者的工作方式。但在吉大，从老一辈，到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哲学各二级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汇通中，凝练重大问题，寻求学术资源，锤炼学术观点，成为大多数人自觉的工作方式。在这种工作方式背后，体现的是回到问题本身，直面“思想实情”的学术追求。

三是注重反思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吉大哲学系创始人刘丹岩教授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学者，警惕一切先验教条对于人的认识和生活的支配，是英国哲学和文化的特质，受此影响，他主张哲学研究不能迷信教条，不要受制于传统的流行观念的束缚，而是要敢于挑战所谓权威，对多数人公认的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正是这种思想自觉，使得他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史上质疑和批判前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吉大哲学学科特殊的精神气质，虽然几代学人学术视野、理论兴趣等多有差别，但这一传统始终保持和延续。哲学的这种反思批判不仅是指向他人的，而且也是指向自我的，把既有的观念，哪怕是自己曾经最珍爱的观念，不断地对它的前提和基础予以重新审视，判断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并探求更有说服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根据。缺少这种理论勇气和能力，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理论创新。这是我在吉大哲学学科获得的重要思想经验和方法。

吉大哲学系的这种专业教育和学术训练，使得所培养的学生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我所在的87级哲学本科班和91级哲学硕士班被大家公认为是继77、78级之后，学术人才培养最为成功的两届，诸如徐长福、马天俊、宋继杰、姜宗强、吴昊、高申春等同学目前都已是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重要学府颇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的学术个性都深深打上了“吉大哲学出品”的烙印。我们并不讳言，吉大哲学学科在不少方面是有其短板的，但它所提供的符合哲学本性和规律的专业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确有其独到卓越之处，它让我们受益终身。

三、身心和灵魂的庇护所和栖息地

在一个科技理性和市场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以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作为终生的志业，必须面对许多挑战。很幸运的是，吉大哲学学科和吉林大学为我提供了身心的庇护所和灵魂的栖息地，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较为顺利地成长为略有成绩的学者。要论吉林大学给予我的精神馈赠，这是不能不专门谈到的。

在吉大求学和工作的每一阶段，我都得到学校特别的关心和支持。它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术和教学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由于篇幅，在此我只提及学术生涯起步之初的二三事，以表达心中的感动和感激。

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规定硕士学制三年。但1993年硕士尚未毕业，我就直接参加了博士招生考试，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这事在今天已很正常和普遍。但那时学校尚未出台后来才有的硕博连读等制度，而且博士生导师很少，哲学学科仅有高清海、车文博先生具有招生资格，全校文理全年博士招生总计也不过三四十名，因此硕士未毕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罕有先例。有一天我偶然经过办公室，听见负责研究生管理的张老师正给高清海先生电话汇报博士生报名情况，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进去问道：我能否报名参加今年的考试？张老师知道我硕士尚没毕业，但并没有拒绝我，而是在电话里向高先生报告了我的请求，高先生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清晰传来：“这个学生我有了解。只要学校同意，我没有意见”。张老师于是又拨通研究生院招生办的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只要高先生同意，我们就没有意见”。此时距考试不到半个月时间，经过紧张准备，我通过了考试，成为高先生门下最年轻的博士研究生。今天我常想，如果没有对教授权威的充分尊重，如果以“公事公办”的机关作风，根据“形式的合理性”“照章办事”，如果缺少对一个青年学生渴望深造的学术梦想的关注和理解，事情将肯定是另一个结果。

1996年，我留校工作后不久，一天学院突然通知我参加学校“学术新人奖”颁奖仪式。我很纳闷，因为我从没申报过什么“新人奖”，也无人让我填写过任何表格。直到走进会场才知道，这是学校为鼓励各学科已显示出较大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所特设的奖励。几乎所有学校领导都出席了仪式并颁奖。奖金是一万元。当时每月工资才四百多元，这笔奖金对我无疑是“巨款”。然而，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学校无声的关怀和温暖。无需自荐、无需填表、无需交材料，这样的评奖，尤其针对青年学者的奖励，今天恐怕已经不多见了。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获得过各种奖励，无论层次和影响都超过这一次。但30年过去，我对这个“新人奖”却特别难忘。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青椒”背后，始终伴随着的学校默默关注的目光。

2006年吉林大学修建了最后一批集资房，因为工龄较短，我只能排在靠后位置。学校领导力排众议，决定在新建家属楼中单独拨出四套，特殊分配给几个学科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住房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稀缺资源，学校的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相信学校也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但四位老师后来的成长充分证明学校这一富有勇气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四人中一位入选中科院院士，并担任一流大学校长，三位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部成为各领域的领军学者。我想，这几位老师一定跟我一样，在享受乔迁新居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学校的信任和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动力，使我们不敢懈怠，必须努力工作以回馈学校的善待。

诸如此类的这些经历，点点滴滴，虽然时光流逝，但始终难以忘却。对于有学术理想、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子，吉大是友好和宽厚的。

吉林地处东北，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如同东北广袤的大地，吉大的学术格局是开阔和博大的，尤其是它自由宽松、对不同学术个性尊重包容的学术氛围，对于我的学术成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读博士期间，高清海先生对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哲学虽然面对的是人类和世界的大问题，但哲学思维归根到底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如果丢掉了“自我”，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哲学的创造性，而失去了创造性，哲学的所谓人类性和民族性等性质也将无所附丽。高先生还经常引述“我讨厌模仿”这一毕加索的名言与我们共勉。根据每个人的学术兴趣、理论背景和生活阅历，引导其通过自我学术训练，充分激发潜能，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在此方面，高先生对学生的指导堪称典范。虽然同从师于高先生，但大家的学术风格却各有优长：孙正聿教授的综合和思辨、孟宪忠教授的敏锐和睿智、邴正教授的博学与广思、孙利天教授的空灵和悟性、刘少杰教授的理论直觉与现实感、徐长福教授的批判锋芒与思想韧性、田海平教授的慎思与明辨，等等。一群有“学术个性”和“思想自我”的人在一起，学术立场和观点上很难是同质化的“一团和气”，师生、同学之间的思想分歧、甚至争执难以避免。例如，孙正聿教授对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性质和价值，孟宪忠教授对于学术研究的进路和方式、徐长福教授对于如何理解哲学的民族主义与人类主义立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就与高先生有着重要不同，邴正、刘少杰、张海东教授等甚至把学术重点从哲学转移和跨越到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但对于这些，高先生不但不以为忤，而且用赞许、欣慰和鼓励的目光看着他的弟子们各显神通，各逞其能。“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一方面是异质性的学术个性，另一方面是彼此成全的学术共同体。对于一个学者的成长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学术氛围呢？

对学术个性的这种尊重和包容不仅体现在高先生等老一辈学者身上，在后来的学人身上它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孙正聿教授是高先生之后吉大哲学学科的带头人，他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思想，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但在个别具体学术观点上，我与孙老师又并不完全一致。孙老师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个性化理解，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这一理论思维的前提出发，形成了其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代表性学术观点，我曾撰文发表与孙老师不同的看法，认为只有从“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而非“统一性”出发，哲学的前提批判才能得到更加彻底地实现和贯彻。论文发表之后，引发了国内有些学者的批评。孙老师站出来替我辩护，强调这是有价值的、严肃的学术观点，并多次把它作为在此问题上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向大家推荐和介绍。周光辉教授是孙老师的大学同学，在政治学理论领域卓有建树，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学者，在一次全国性的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上，周老师演讲完毕，我针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较为尖锐的质疑，周老师听后，十分耐心地进一步阐述形成这一观点的深层背景，使我得以更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初衷。一位外地学者好心提醒我：你这样是否有点唐突了？但周老师并无任何不悦，相反，他在多个场合肯定和赞扬我的独立思考与学术成果，并要他的学生向我学习。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让人钦佩的吉大学人的胸襟和格局，是吉大最为宝贵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的传承和光大。

图3 与哲学社会学院老师的合影：孙正聿教授（前排中），孙利天教授（前排右），贺来（前排左）

为学者尽可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其成长尽可能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就如同为种子的生根发芽提供沃土、肥料和阳光。我31岁时成为教授，成为全国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之一，39岁时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全国文科最年轻的入选者，有人夸我“聪慧”，有人赞我“勤勉”，但我深深知道，离开吉大哲学学科和吉林大学这个身心的庇护所和灵魂的栖息地，离开师长和学校的托举，我断然不可能如此“幸运”。

贺来，1969年7月生于湖南。师从高清海教授，于199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杰出教授。曾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现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教指委副主任、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曾出版学术著作12部，独立发表学术水平论文近200篇，培养出包括3位国家级人才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曾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工程、中组部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重要国家人才计划，201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供稿 | 校长办公室

排版 | 王语圻 高畅

图片 | 作者本人提供

编校 | 文武

审核 | 冯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