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虽然在各个战场上忙得不可开交,但仍做出了一个对中国现代教育至关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将高校内迁。那时,中国的大专院校一共有108所,其中有52所选择了内迁办学,17所则停办。在这些内迁的学校中,最著名的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了方便办学,这三所本来互有竞争的学校决定联合办学,成立了后来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然而,内迁办学过程中最难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西南联合大学也面临着这一挑战。

决定内迁后,师生们从北京、天津出发,首先到达长沙进行中转,再分三条路线前往云南昆明。第一条路线是大多数教师和女学生选择乘坐火车前往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越南的河内,之后再从河内转道到昆明。第二条路线是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师生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从桂林转道到昆明。而第三条路线则是那些没有经济条件的学生,只能选择徒步走到昆明。经过几个月的艰辛旅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在昆明恢复了教学。然而,师生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依然是经费。尽管他们已经远离前线,到了相对安全的后方,但学校仍然需要解决师生的吃饭和住宿问题,而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却非常难以解决。更何况,当时政府的资金主要用于军队,教育事业的投入显得微不足道。

此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为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教育部与学生签订借款协议,由政府资助有困难的学生。当时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困难,因此这笔资金需求巨大。幸运的是,财政部长孔祥熙与陈立夫是好友,在陈立夫的不断努力下,终于获得了这笔资金。

尽管学费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学校的基础设施和运营情况依然很糟糕。上课的教室非常简陋,屋顶用的是铁皮,每当下雨时,铁皮屋顶会发出叮叮的响声,所以当时有学生开玩笑地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而教室如此,宿舍的条件更差,简直可以说是茅草屋,连下雨时屋顶都会漏水。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教师的工资也非常低。物价已经上涨了三四百倍,但教师的工资却仅仅涨了六七倍。因此,许多著名教授都过得很困窘,比如朱自清、华罗庚、周培源、沈从文等大牌学者,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不好。为了生计,费孝通曾经在街头卖过茶叶,吴大猷也曾在菜市场捡过剩余的骨头。甚至有传言说,一位乞丐追着朱自清请求施舍,朱自清无奈地说:别跟我要钱,我是联大教授!乞丐听后便转身离开。这些故事反映了西南联大的贫困状况。 中国正遭受战火的摧残,贫穷和困境是无法避免的,而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此时,云南昆明也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每当敌机来袭时,学校就停课躲避,敌机离开后才恢复上课。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依然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学子。比如,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只可惜他们获奖时并不是中国国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