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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昨天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19日公布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这一数字不仅创下195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低，更低于八年抗战期间（1937-1945年）的年均水平。这一数字估计惊吓了不少人，比之前预测的最低800万人口的数据还要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史》

第六卷（民国时期）明确记载：抗战八年年均出生人口为879.6万人（1937年813万，1939年757万，1944年971万）。

很多人觉得人口少了，竞争就会减少，内卷会好很多，事实是这样吗？当高等教育的大门向更多人敞开，竞争的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日本为例，自2000年进入“全入时代”后，只要报考大学基本都能获得入学机会，但这并未消除教育竞争的焦虑。一些排名靠后的大学因生源不足面临招不满、合并甚至倒闭的困境，而顶尖学府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竞争依旧激烈，学生们仍需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全力拼搏。

再看韩国，尽管近十年出生率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但其教育狂热程度丝毫未减。这背后，是SKY三所大学（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几乎垄断了韩国社会各领域的高层职位。据《韩民族日报》报道，截至2025年，在1411名高级公务员中，有780名来自SKY大学；2024年的数据显示，500强企业的CEO中，有一半毕业于这三所大学。这种名校与优质社会资源的深度绑定，使得家长们的“名校焦虑”难以缓解。下图为韩国成均馆大学前学生排队候场等待考试。

当大学招生人数多于报考人数时，竞争是否会变小？教育资源会随着人口情况动态调整，整体上高等教育的普及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顶尖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竞争的焦点只是从“能否上大学”转向了“能否上顶尖大学”。孩子未来的成长是否轻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教育的预期，以及社会能否提供多元且丰富的发展机会，让不同选择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人口减少并不必然缓解竞争，反而可能因资源分配逻辑的变化让竞争更趋白热化。从现实情况看，竞争的核心从来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资源占有比例”与“社会结构固化程度”。

职场竞争同样如此。岗位数量会随人口减少按比例收缩：工厂因消费市场萎缩而亏损，企业提供的岗位反而更少，“僧多粥少”的矛盾可能加剧。哪怕是高学历人群，若企业没有足够的岗位需求，竞争压力只会更大。婚姻、婚恋市场的竞争逻辑也类似，其核心在于物质条件、生活质量等竞争力因素，而非人口总量——农村空心化后光棍问题依然存在，就说明“人少”不等于“竞争变弱”。

本质上，人口减少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风险：消费市场萎缩、企业生存困难、公共服务成本上升等，这些问题会进一步压缩资源空间。此时，竞争会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可以看到昨日国家统计局官方文件中非常清晰的写到：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对个体能力、家庭背景的要求更高了。

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在国家总势能面前是不值一提的，反正那批已经盆满钵满了。但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对于个体家庭来说，卷也好，不卷也罢，那是个人的选择，毕竟国家已经明确说明了：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