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以伊战火延烧，海湾国家首当其冲。

迪拜，这个中东的“避险天堂”，坐落于波斯湾之畔，与伊朗隔水相望。地理之利，赋予它繁荣的根基；但战火燃起时，也烧出它身不由己的底色。本轮中东战事爆发至今，其股市、楼市双双闪崩，资本大量从迪拜逃亡，坊间甚至出现“迪拜跌倒，香港吃饱”的说法。

曾经的“避险天堂”，此时此刻，既不能“避险”，也不是“天堂”。

崛起之路：从波斯湾渔村到中东“避险天堂”

对中国人来说，迪拜的崛起并不难理解，它与香港的发展历史高度相似：百年之前，都只是不起眼的小渔村；两者都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成为区域核心枢纽，凭借开放包容的商业环境、自由的贸易与金融体系，慢慢成为吸引全球资本的热土。

1833年迪拜酋长国建立后，便以开放贸易定位成为区域集散地。

与香港被迫成为英国占领地不同，迪拜的谢赫（Sheikh，本意为长者，在阿拉伯一般指部落酋长或者著名学者等德高望重之人）在19世纪末主动请求自己的领地成为英国保护领，以协助打击海盗、为来往商船提供免费停靠为条件，换取英国的安全保护。而意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控制商业据点的英国，也欣然应允这一条件。相对开放的商业环境很快吸引大量商贾与船只聚集，至一战前后，当地境外迁入人口占比已达四分之一，核心群体为当时波斯与印度地区的商人。

上世纪初繁荣一时的巴斯塔吉亚商业区，今天作为迪拜的历史风貌区被保留了下来。图源：维基百科

长期浸润商业经营环境，让迪拜的谢赫在思维理念上，与周边几乎完全依赖农牧的阿拉伯谢赫群体截然不同。1960年代获得短暂石油红利时，不少阿拉伯王公贵族沉溺于短期财富、纸醉金迷，而迪拜时任谢赫拉希德·本·萨义德始终保持清醒，他曾直言：“我的祖父骑骆驼，我的父亲骑骆驼，我开奔驰，我的儿子开路虎，我的孙子将开路虎，但我的曾孙又得骑骆驼了。”

早早意识到石油资源不可持续、终会坐吃山空的迪拜，果断跳出资源依赖陷阱，将石油收益集中投向基础设施建设。1979年迪拜建成世界最大人工港——杰贝阿里（Jabel Ali），随后又打造出年客运量超8600万人次的迪拜国际机场，形成空港与海港双枢纽格局，牢牢占据亚非欧八小时飞行圈核心位置。

杰贝阿里为世界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九、中东地区排名第一的港口图源：维基百科

迪拜的崛起，更离不开超前的制度创新与清晰的产业布局：

它率先推出自贸区零关税、外资100%持股等突破性政策，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由此跻身全球前十，汇聚三千多家注册机构与27000多名专业人才，全球前20大银行中有17家在此布局；

哈利法塔、帆船酒店、棕榈岛等一系列“世界之最”地标，更是让迪拜成为全球顶级旅游目的地，仅迪拜购物中心年接待游客便超过8000万人次，旅游与航空业在新世纪坐稳了迪拜的经济支柱地位。

彼时迪拜已构建起贸易、航空、金融、旅游多元驱动的经济闭环，即便石油资源有限，仍在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4.7%的GDP增速，金融、建筑等核心板块增速高达8.5%，经济活力长期领跑中东。

可以说，数十年积累的实力与信誉，让迪拜成为全球资本、人才与游客的中东首选地，更是连接东西方的全球交通枢纽，其打造的“枢纽经济”模式，也成为中东资源型国家转型的成功范式。

而若横向比较，相较于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迪拜早早完成从石油依赖到多元经济的转型，在商贸流通、交通物流领域形成显著先发优势；其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更与卡塔尔等海湾偏保守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受限于封闭氛围与对外包容性不足，难以复刻迪拜的国际化路径，这也让迪拜的发展模式在中东更具不可替代性。

危机爆发：中东“避险天堂”骤然陷落

然而，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波斯湾地区的相对平静，也让迪拜繁荣所长期依赖的外部环境遇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灰犀牛”挑战。

首先是迪拜立业的基础——航运物流，在伊朗第一波导弹和无人机凌空时便成为了牺牲品。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核心通道，通航量因冲突暴跌，千余艘船舶滞留波斯湾海域，迪拜杰贝阿里港被迫暂停核心运营，港口拥堵、空箱短缺；货运航线被迫改道，运费与保险成本飙升数倍，甚至有价无市，货代与货主损失惨重。而迪拜作为全球20%黄金转口流通地、大宗商品重要中转中心的功能也近乎中断。贸易枢纽的核心地位虽不能说不复存在，但眼下却实实在在被按了暂停。

在物流体系遭受重创之后，迪拜的人流与客流随即陷入全面断流，对其经济形成二次冲击。

这座长期承担东亚与欧洲关键中转功能的航空门户，因周边国家及阿联酋本土空域不定期关闭，传统中转模式近乎停摆——迪拜国际机场因频繁启动防空预警多次全面停航，航班总量削减超70%；国际游客预订量单周暴跌70%以上。欧美等核心客源市场回流意愿持续低迷，全球旗舰航司阿联酋航空的国际航线网络近乎半休克，连锁反应下，酒店入住率、景区客流量、购物中心销售额同步大幅下滑，整条旅游产业链陷入阶段性休眠。

实体经济震荡迅速传导至资产市场，房地产行业随即遇冷：整体成交总额大幅缩水，大量高端住宅与商业地产折价50%挂牌仍乏人问津，金融市场内地产板块指数同步下挫，成为国际资本加速撤离的直观信号。

相较于金融数据的阶段性波动，迪拜长期构建的全球安全避风港形象受损更为深远，区域营商环境与投资预期同步走低，外资流动从逐步调整转向快速撤离，如跨境直接投资（FDI）单月环比下降90%。

迪拜地产指数高台跳水，抹去了一年以来的跌幅

换言之，迪拜多年积累的国际营商声誉与金融公信力，在区域冲突影响下面临国际市场的重新估值。

深层溯源：迪拜困境背后的核心原因

迪拜在此次危机中陷入被动并非偶然，而是发展模式、地缘定位、产业结构等多重先天条件与后天选择在危机下发生转换和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场冲突只是导火索，撕开了其繁华背后的深层问题，让多年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漏洞彻底暴露。

发展模式的先天缺陷，在于高度外生依赖，缺乏内生经济韧性。

迪拜虽然跳出了中东资源依赖路径，构建起以贸易、航空、金融、旅游为主的非石油产业体系，可以说在中东独树一帜，是发展经济学必谈的保留案例。但同时该体系的缺陷也很显著，即高度依附外部环境：

其经济发展九成依靠外部资本、外籍人口与全球联通，本土人口占比不足20%，缺乏稳定的内生消费与产业支撑；旅游产业以“世界之最”地标为核心，走新奇感驱动路线，复游率低、客源对安全环境高度敏感，无深厚文化与产业根基支撑抗风险能力；金融与房地产产业均依附于枢纽功能与外资信心，一旦外部环境突变，便会遭遇连锁式冲击。

3月7日拍摄的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图源：新华社

迪拜长期标榜“中立”，试图置身地区冲突之外，但这种中立缺乏实际支撑，本质为“被动中立”。

其与美国存在深度军事合作，被伊朗视作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战略支点”，美方曾利用阿联酋靠近迪拜的多处地点对伊朗设施发起袭击，即便迪拜未主动卷入美伊以冲突，也难逃报复性波及。同时，迪拜地处霍尔木兹海峡咽喉地带，作为阿联酋核心城市，无法真正脱离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在美伊对抗核心地带，其所谓“中立”在大国博弈面前不堪一击。

更重要的是，阿联酋自身的国防实力，也难以筑牢迪拜的安全防线。

阿联酋的军费投入极为慷慨，人均军费常年位居全球前列，2024年人均军费开支超1.2万美元；依托雄厚财力批量列装美欧顶尖装备，涵盖法制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美制F-16E/F战机、法制阵风战斗机等，并且对F35也表达了强烈兴趣，军备纸面实力位居中东前列。

但是，这支高薪组建的军队缺乏本土兵员的家国归属感支撑，军队高度依赖外籍雇佣兵，一线作战人员多来自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等国，王室卫队与特种部队，还吸纳西方退役老兵、廓尔喀佣兵，形成“本国军官统筹、外籍兵员作战”的混编模式，兵员凝聚力高度依赖薪酬激励，联合作战经验不足、指挥体系依赖外聘顾问，面对无人机空袭等非对称威胁时防御响应效率偏低，先进装备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实战战斗力，国防威慑力更多停留在硬件层面。

而此次冲突中，迪拜和阿联酋整体的安全保障体系短板更是充分暴露。

长期以来，迪拜依托和平地缘红利与阿布扎比的安全兜底，采取低成本防御模式，将大量资金投向基建与产业发展而非安全保障，这种模式在和平时期可行，却经不起大规模冲突考验：面对伊朗导弹、无人机袭击，迪拜防空体系难以形成有效防护，核心设施屡屡被波及。同时，迪拜无独立的区域安全话语权，在美伊对抗中进退两难，阿联酋政府即便保持克制、试图寻求平衡，也无法掌控自身安全局势，最终只能被动承受冲突后果。

美国驻迪拜总领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图源：社交媒体

从产业布局来看，迪拜经济高度绑定航空、港口双枢纽模式，将区位优势放大的同时，也陷入抗风险脆弱的困境；贸易、旅游、金融等核心产业均依附于枢纽功能运转，加之本土缺乏实体制造业与完整产业闭环支撑，又缺乏左右地区势力分布的武力基础，一旦海峡封锁、领空受限导致枢纽瘫痪，整个经济体系便随之停摆。

总体来看，对比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兼具枢纽功能与实体产业的国际城市，迪拜的风险缓冲空间极小，抗压能力明显偏弱。

短期展望：迪拜何去何从

综合美伊以战争演进态势、迪拜既有产业根基与应急应对能力，未来1-6个月迪拜仍将面临阶段性风险与压力，短期阵痛难以避免。

短期内，除非美伊通过秘密外交实现相互妥协，否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与空域管控难以全面恢复常态，而且即使美伊暂时和解，结构性安全矛盾是难以彻底化解的。在这一形势下，迪拜核心经济设施的安全预警、临时停摆情况仍可能零星出现，市场信心修复需要一定缓冲期。受此影响，航运物流的成本高企、航线调整状态短期难以彻底扭转，航空旅游的客源回流节奏偏慢，外资与购房者也多持观望态度，核心产业数据暂难回归危机前水平。

但是，迪拜的核心竞争力并未因这场突发危机消失，其数十年积累的硬件设施、制度优势与国际口碑，仍是复苏的坚实底气。等冲突平息、安全警报解除后，迪拜国际机场、杰贝阿里港的枢纽效率可快速重启，航空与物流航线能逐步复原；叠加迪拜政府大概率推出的签证便利化、旅游补贴、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欧美及全球客源有望逐步回流，酒店、零售、景区等旅游相关业态会迎来补偿性复苏。

迪拜危机的核心教训，在于其产业、资本、安全全链条高度外向，既无本土腹地支撑，也无强大主权力量托底，一旦外部环境突变，多年积累的繁荣便会迅速承压、不堪一击。这也印证了缺乏后盾的枢纽经济，终究只是“沙滩上的楼阁”。迪拜这种纯外向型、无兜底的发展模式，也为所有国际枢纽城市敲响了警钟。

自然，上段最后一句话里的对象，不包括香港。

香港与迪拜虽同为国际自由港和枢纽城市，但两者的核心差异与根本底气，在于香港背后有强大的中国作为坚实依靠，这一优势让香港具备了迪拜无法比拟的抗风险韧性。

安全层面，香港依托国家完整的国防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彻底杜绝了作为第三国被动卷入战争的地缘安全风险，能持续为金融、航运、贸易提供可靠的运营底座。

经济层面，香港可深度依托内地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内需，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对冲外部波动，打破迪拜式单一依赖国际循环的困局。

资本层面，国家信用背书叠加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让香港不仅能留住全球资本，更能依托内地发展机遇吸引长期资金，即便外部市场动荡，也有稳固的腹地需求和政策支撑，不会出现迪拜式资金恐慌性外流、产业停摆的局面，真正实现了开放活力与安全韧性的平衡。

迪拜的危机也是香港的机遇，香港可以认真考虑在化危机为机遇上下功夫，向世界证明自身的独特地位可以提供迪拜之类商业城邦所不能提供安全环境，在美国的安全体系外，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避风港，争取更多国际投资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