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学研究当然有外行人所不知晓的痛苦，就像王虹曾在本科期间感受到的“discouraged”。

但在朱雯琪看来，屡战屡败是读数学系必须经受的discouraged，屡败屡战才是数学学者的共性。

作者 | 花瓢白

编辑 | 桃子酱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当数学家王虹在美国费城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时，远在英国的朱雯琪第一时间收到了内部消息，兴奋得振臂高呼，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

朱雯琪今年刚从牛津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作为同一专业的学者，她感慨万千。在她看来，女性进入顶尖数学研究领域的这扇门才刚刚打开，即便是以数学专业著称的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直到1988年才迎来了第一批女学生。

而王虹从深入数学研究到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华人女性得主，不过10来年时间。

而同样作为学数学的女性，朱雯琪第一次上热搜，始于她分享自己“以牛津大学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专业硕士毕业”这件事。因形象气质与网友对“数学学者”的想象不相符，她被质疑，被网暴，被讥讽为“学术媛”，甚至有微博大V给她出题“考考你”。

因形象气质与网友想象中的学者不相符，朱雯琪无缘无故被网暴。（图/受访者提供）

朱雯琪对此毫不退避，接过题就做，很快给出了答案。她还录了一些“自证视频”，大学两年的手写笔记堆起来比她的体重还重——“不然我的年级第一是靠祈祷得来的吗？”

朱雯琪回应微博大V的出题。（图/微博）

在数学上，她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别人在大学选8门课，她就选16门；老师说只需要做5道题，她就把所有题都做完。

她喜欢用“蹬”这个字眼来形容做数学题的状态，仿佛在山路上奋力爬坡，需要全神贯注、坚持不懈才能完成。一旦松懈或停止，就会从这段无尽的山路上滑落。

如今，她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不开手机，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才打开手机处理信息。她笃信注意力是现代社会唯一的货币，对时间的控制像做数学题一样精准。比如，在采访过程中，她会友善地提醒我，她在英国时间11点要去上课，我还有10分钟采访时间，建议先问重要的问题。时间一到，她马上结束了谈话，匆匆赶往课堂。

我很好奇，在大学普遍弥漫着内卷、孤独和优绩主义的当下，朱雯琪为何能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快乐的姿态，完全沉浸在学术中？念数学，会有感到“discouraged”（泄气、灰心）的时刻吗？

今年，朱雯琪从牛津博士毕业。（图/受访者提供）

被退学的天才少女

朱雯琪从来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小学时代，朱雯琪是一个让校长头疼的差生。她小时候有鼻炎，常常缺勤，同学因此喜欢嘲笑她，她就给校长写投诉信。她成绩也不好，最糟糕的时候，英语考36分，数学考45分。但她天天追着老师问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4开根号是±2，-4开根号是多少”。

校长跟朱雯琪的母亲抱怨，觉得孩子淘气，不听管教。母亲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不是她想要的教育，很快就给四年级的女儿办了退学手续。

这是一个勇敢且有些武断的决定。于是，在10岁那年，朱雯琪回到家中，由妈妈亲自教学。很长一段时间里，朱雯琪在家里把妈妈叫作“老师”。妈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毕业生，16岁上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教师。爸爸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也没有反对这个教育方针，偶尔还会推演一些深奥的数学定理给女儿看着玩。

朱雯琪的母亲。（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的朱雯琪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命运的转折点，直到后来发现，自己因为没有小学毕业证，被多所初中拒收。不过，母亲的思维很超前，她觉得学历不重要，无论将来是做一个文员还是卖报纸或卖咖啡的，学会获取知识的思维，就没有问题。

这个homeschool模式持续两年，在这期间，朱雯琪修完了6年的课程。12岁时，她直升深圳一所国际高中，15岁时又决定考牛津大学。妈妈不想让女儿远赴牛津面试，虽然妈妈觉得知识很重要，但她对文凭的追求近于零，担心女儿年纪太小，独自去面试压力太大。

朱雯琪还是坚决要考，最终她说服了妈妈，在16岁那年考取牛津大学数学系。但她在家里从未因此被称为“天才少女”，“我在我们家是最笨的。”朱雯琪笑称。

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也只有一个：简单。“数学只要一张纸、一支笔，我在宿舍就能做，躺着也能做，坐着也能做。”朱雯琪不想做物理或化学实验，也不想写文科类冗长的论文，觉得数学最合适自己。

朱雯琪和父亲前往牛津面试。（图/受访者提供）

但这个阶段的朱雯琪，从未意识到自己喜欢数学，因为妈妈在教她的过程中，从不说什么是数学。“比如在家里吃冰激凌，我说我很想吃，她给我吃了一个，又拿出第二个说‘你还想吃吗’，我说有点不想吃。然后她再给我第三个，我说我要吐了，不要吃了。妈妈说，把吃这三个冰激凌的快乐程度连成一个曲线，就会发现是单调递减的，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

朱雯琪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母亲的教育就奇妙在此，她会把等公交车、算运气、砍价等现实生活里的事情，灵活地融入数学当中。

“不是所有事都跟数学一样”

进入牛津大学后，朱雯琪度过了最快乐的四年。牛津大学很开放，没有人把她当一个亚洲小女孩看，她在本科阶段做了学联主席，组建了乐队，觉得自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书呆子，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因为尚未成年，朱雯琪不能喝酒，校长晚宴、新生party都将她拒之门外。但她很想参加，有时候请求学校给父母写信，有时候直接偷溜进去——一次化装舞会，朱雯琪乔装打扮，脸都涂黑了，但还是被同学认了出来，灰溜溜地逃跑。

数学给她的感觉是“好玩”。刚到牛津大学时，她的英文还不娴熟，但听不懂课也没关系，她看得懂公式。有时候她跟老师请教，叽里咕噜说不清楚，就直接跟老师用公式沟通，毫无障碍。大学第一年，她就考了年级前几名，每天沉浸式做数学题。

朱雯琪和同学讨论问题。（图/受访者提供）

如果没有意外，朱雯琪本打算在牛津大学硕博连读，但在18岁那年，妈妈突然断了她的生活费。她琢磨着，那就先赚钱。金融来钱最快，她开始在伦敦金融街和纽约华尔街实习，毕业后到了中国香港，在摩根、高盛这种全球顶尖投行分别工作了3年。

虽然年薪百万元，但进入职场后，朱雯琪每天都不开心。尤其是2017—2018年，她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抑郁期，被朋友背叛，工作也不如意，老是梦见自己的隐形眼镜有好多层，“摘掉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再往下摘，像是连角膜也要一起撕下来”。

朱雯琪逐渐意识到，原来“不是所有事都跟数学一样”。她还发现自己的数学水平急速下降，好像以前曾爬到学术的高山上，突然就跌到只能做Excel的程度。她开始看心理医生，但心里还是常常如泰山压顶。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朱雯琪。（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7月某一天，她看到一道大一的题目，忽然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了。按理说，一般人此时会有一种武功散尽的伤感，但朱雯琪没有，她捡起来，算了半天。从那天起，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数学题，并开始修牛津大学的32门课，睡觉前都在想解题思路。

一开始“蹬”数学题，朱雯琪就像“掉入《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洞”，不觉时间飞逝。不久之后，心理医生对她说：“你最近这么开心，不需要再来见我了。”

又一次因琐碎的工作杂事烦了一整天后，朱雯琪决定辞职。2020年，她申请回牛津大学继续读书，最后接到了一位罗马尼亚数学家的博士生offer。

屡战屡败，

是必须经受的discouraged

在数学系，朱雯琪会把人与人的智商差距比喻为“人跟记忆只有7秒的鱼”。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朱雯琪说，如果单纯从数学成就来看——王虹、韦东奕和她，映射的是神、天才和猴。

但她仍会竭尽全力地攀爬这座数学高峰。她觉得数学的苦是纯粹的，吃了苦就有回报，是算得出来的。

但在30岁之后，朱雯琪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重大的人生十字路口。作为独生女，她牺牲了陪伴父母的时间，没有选择婚育，而是选择做数学研究，自知在做一个“相当昂贵的人生选择”。

她如今也更理解妈妈，当初为何不想让她来牛津大学，或者不想让她继续读博。因为妈妈在学术界时，就洞悉了女性做学问所需付出的代价和所要消耗的一切。

朱雯琪在牛津上课。（图/受访者提供）

做数学研究当然有外行人所不知晓的痛苦，就像王虹曾在本科期间感受到的“discouraged”。但在朱雯琪看来，屡战屡败是读数学系必须经受的discouraged，屡败屡战才是数学学者的共性。

她觉得数学界的所谓天赋，不是说第一天就能把题解出来，而是“习惯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为成功加一个分母。

这也是数学给她提供的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时候“再坚持一刻”。比如做一件事情，成功概率只有1%，失败概率是99%，一般人可能都不愿意去做。但朱雯琪会想：如果尝试做3年？1000天？“1000次都失败的概率是0.99的1000次方，然后我们用1减去这个数，就会得出：对着成功率只有1%的事情连续尝试3年左右，那么至少成功一次的概率竟然高达99.996%。(*假设每次尝试概率独立) ”

而且，她不认为失败就是白忙一场。“像我们做证明，你证出来是‘Yes’，it's very good；证出来是‘No’，it's also good。因为‘No’表示你把一条路径查封了，这样后人就不会再走这条错路。这都是数学思维。”

朱雯琪的做题日常。（图/受访者提供）

所以，朱雯琪非常习惯于一道题解不出来。包括在金融行业“武功尽失”的时候，别人揶揄她连奥数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她也觉得没关系，那就再练。

身处低谷的时候，她会用非常确定的、微小的控制力把自己拉出来，比如每天做一道题，几点钟起床，把24小时分成24个时间格，把痛苦、空虚的时间用规划性方式填满——哪怕只是做一些无聊的题。这样，她就可以进入稳定的心流状态。

“我觉得王虹老师面对每一次失败是走心的，她会优化接下来的路径，把discouraged内化成一种力量。我是今天过完就存档、划走，明天再练，把痛苦格式化。”

数学还训练了她看待事物的逻辑，让她习惯对事不对人。几年前那次莫名其妙的网暴中，有人不怀好意地给她出题，很多人跟她说没必要自证，但朱雯琪的逻辑是——“这题我会，为什么不做？”

如果有人说“女生学不好数学”，她就会先问对方：你的证据是什么？继而引导对方观察近20年菲尔兹奖的滚动窗口和历史遗留问题，指出对方的逻辑谬误——三四十年前，绝大部分女性还没有资格站上起跑线。

2025年，朱雯琪获得Leslie Fox奖，成为当届唯一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女性。（图/受访者提供）

在牛津大学度过漫长岁月后，朱雯琪笃定之后会继续追随数学，因为这是她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今，她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也是助教老师和面试官，并加入一个AI club，研究如何让数学和AI相互促进。

“你觉得数学可以改变世界吗？”采访即将结束，我抛出我最好奇的问题。

朱雯琪很喜欢这个问题。她说，数学跟AI大概率会在10年、20年后让世界变得非常不一样。

但与此同时，她给了我她内心真正的答案：“我不在乎数学会不会改变世界，我认为做数学的很多人都不在乎。我觉得数学能够改变我，这已经非常重要了。”

排版：丁小艺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第714期《大学第一年》

原标题：《 牛津大学博士朱雯琪：读数学系，如何才能不 discouraged ？ 》

714期杂志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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