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一词在互联网上引发着持久的讨论。从教育界到职场，几乎人人都在批评“优绩主义者”。但在批判之前，却似乎鲜有人深入地讨论过这个词的内涵与历史。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著作中系统性地提出这个概念。优绩主义认为，个人应凭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这一观念不仅形塑了现代社会有关何谓“优秀”的诸多想象，也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

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积极，但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容易滋生一种“精英的傲慢”。然而，与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都曾发挥的是推动弱势群体解放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正面作用。

当我们热火朝天地讨论和批判优绩主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一年一度开学季，这个问题，又会摆在每一个步入新的教育阶段的年轻人面前。高考的分数、大学的绩点、实习与保研...在中国的语境中，优绩主义的观念，在如何影响我们对自我、他人，乃至何谓“优秀”的看法？这些问题，不仅是思想史问题，而是每一个校园中的学子、职场上的年轻人正在面对的切实问题。

我们是否可能、又是否需要走出优绩主义？今年6月，我们曾推出《反思“优绩主义”》专题，专访了多位学者和写作者，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在开学季，我们刊发对《才华贵族》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媒体人伍尔德里奇的专访。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2日专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的B02-03版。

B01「主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

B02-B03「主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优绩主义的“堕落”与“重生”

B04-B05「主题」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B06「主题」林小英：接受教育，是为了让我们把日子过得生动

B07「主题」陆千一：倾听职校生们的表达

B08「中文学术书摘」阅读史和技术伦理研究两则

采访、撰文/刘亚光

如今，优绩主义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这种印象不仅源于公众的使用，更有来自学术界的支持。从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那本著名的《精英的傲慢》，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的《精英陷阱》，无不对优绩主义在当代的弊病提出猛烈的批评。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主义主张，个人的成就和所得，应该完全由能力和努力决定，这会导致社会成为一个残酷的竞技场：赢家认为自己的获胜完全因为自己的能力优于他人，因而滋生傲慢；输家的处境被合理化，也被打上能力不足的证明。久而久之，社会的共识与团结必将遭遇威胁。

电视剧《正常人》（2020）剧照。

某种程度上，中国读者初次接触到优绩主义批判的时候可能会下意识地感到一些隔膜。毕竟，我们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漫长传统，“寒门出贵子”会在民间被传为美谈。在我们的潜意识和文化语境中，认同个人奋斗，胜过认同血缘门第，是一件特别合理的事情。

事实上，优绩主义曾经的面貌也并非当下这么可憎，而是相当正面的。英国历史学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才华贵族》一书中非常详尽地梳理了其思想源流。中国唯才是举的科举文化，恰恰是他认为的优绩主义三大思想源头之一。另外两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则分别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犹太民族对智力资本的极致推崇。可以说，对优绩主义的发掘与推崇，其实印刻在中西方的文明基因中。

如果我们将目光拉得更近，更会发现，优绩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压力，让贯彻优绩主义的制度设计几乎在各地兴起。典型的比如英国于1944年颁布的《巴特勒法案》，主张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基本的中等教育，但需要在特定年龄参与考核，用以检验他们的能力是否合格，并以此为下一阶段教育分流的依据。要知道，在此之前，英国的教育具有相当明显的贵族特权色彩。

优绩主义的思想得以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中贯彻，离不开完善的考核工具的设计。尽管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名声并不算好，但他奠基的智商测试，却成为一众考核工具的源头。与大家惯常认为的不同的是，纵观历史，智商或是心理测试，并不只有巩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面，它同样曾经为打破社会偏见出过力。19世纪末期，心理测试就为当时处于极为不利地位的女性提供了帮助：当时的成果推翻了早期社会生物学家的看法，即所谓女性大脑比男性要小，所以智力天生更差的言论站不住脚。

《优绩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

作者: [英]彼得·曼德勒 著

译者:沈文钦 / 谢心怡 / 郭二榕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26年6月

在二战后优绩主义的这波“高歌猛进”之后，要求摆脱出身束缚或是社会结构影响，接受教育，提升自我，最终依靠个人能力和努力获得人生成就和社会流动，这套叙事几乎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然而，越是回溯优绩主义的辉煌历史，我们越会对现况感到困惑：如此“战功赫赫”的思想观念，何以落到今天的窘境，同时遭遇来自左翼和右翼精英的知识攻击呢？

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一针见血：优绩主义鼓吹“机会公平”，但却对每个人先天的出身背景、生活环境等已经存在的不公平视而不见。在这一情况下，一味强调“机会公平”而忽视“结果公平”，最终只会以经济效益取代社会关怀，形成竞争的实质不平等。比如，以英国的《巴特勒法案》为例，在孩子11岁时进行的优绩主义筛选，并以此决定其前途命运是否科学？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他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机会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

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曼德勒在《优绩主义的危机》一书中，对优绩主义的这种“堕落”提出了更发人深省的解释。在《巴特勒法案》之前，教育对大多数英国人的影响很小。随着战后社会保障的发展，大多数公民都越来越关心孩子们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并没有把教育看成一场竞赛，而是一种普惠性质的福利。然而每到此时，原本的优势阶层也总会利用更多的既有优势去为孩子们争取和利用更高水平的教育，对教育公平形成一个反向的拉力。这种“教育与民主之间的竞赛”，使得支持和反对优绩主义的声音循环出现几乎成为必然。

伍尔德里奇认为，尽管优绩主义在当下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它进行修补，使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扮演积极的角色，而非彻底反对优绩主义的原则。归根到底，“人类与行尸走肉的区别在于，我们拥有可以通过不懈努力与投入而磨炼出来的才华与能力”。这是每个人的人性。伍尔德里奇认为，当我们放弃了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与追求，不论在个人生活层面，还是在社会运行层面，都会遭遇更大的危机。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英国历史学者、财经记者、作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彭博新闻社全球商业专栏作家。曾与艾伦·格林斯潘合著《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与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合著《右派国家：美国保守派的力量》等。著有《才华贵族》等。

二战后的优绩主义

新京报：为什么优绩制在二战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同时兴起？兴起的原因有什么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伍尔德里奇：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优绩主义，这是因为战争打破了旧有秩序，并凸显了人才对于军事与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表明，人才广泛分布于普通民众之中，而非仅仅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同时，战争也引发了人们对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期许，希望让广大民众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英国和法国（以及战后的德国）在推行精英选拔制时，都采取了相对侧重精英主义的模式：即通过精英学校从适龄儿童中发掘人才，选拔学业优异者接受精英教育。相比之下，美国则更推崇“综合高中”的理念，将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汇聚一堂，以“分流”（streaming）取代了单纯的“选拔”。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之间仍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各国都高度依赖旨在区分“先天能力”与“后天教育造就”的客观测试：英美两国尤为热衷于智商测试（如美国的SAT考试）；英国利用此类测试将学生分流至“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s）或“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而美国则用其决定学生被分配到哪个学习层级。

新京报：在迈克尔·扬有关优绩主义的公式“努力+天赋”中，似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比如过去的优绩主义者很看重智商测试，而如今，似乎“努力”才是核心。你也在书中提到，精英阶层已经由“炫耀型消费”转变为“炫耀型工作”，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你觉得有这个转变吗？如果有，原因是什么？

伍尔德里奇：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确实提出过，“优绩”（merit）等于智商（IQ）加上努力。智商指的是天赋能力，而努力则是将这种能力转化为成果所需的辛勤付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人们推崇的理想形象是那种无需费力就能取得成功的才俊。我所在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曾出过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H.H.阿斯奎斯（H.H.Asquith），他曾谈及“贝利奥尔人那种毫不费力的优越感”。到了20世纪下半叶，虽然勤奋变得更受推崇，但相比于“天赋加努力”的成功模式，人们依然更看好仅凭纯粹天赋取得的成功。

依我之见，亚洲的教育理念则格外强调努力：刻苦用功被视为良好品格的体现，学生之间甚至会比拼谁的学习时间更长。

《才华贵族：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作者: [英]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

译者:杨文展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26年1月

商学院与咨询公司的关键推动

新京报：如你在书中所说，现代优绩主义文化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商业和智力的结合。商学院和咨询公司共同推动了优绩主义与知识精英的挂钩。时至今日，咨询公司可能依然是最强调优绩主义的机构。你认为这种智力与商业的结合，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伍尔德里奇：我认为，1980年以后商业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便是对“唯才是举”理念的接纳。在此之前，人们普遍对单纯的高智商持怀疑态度——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团队型人才”（尤其是那些在体育运动中展现过团队精神的人），而非单纯智商极高的人。随着IT、生物技术和金融等高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兴起，这一局面在1980年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麦肯锡（McKin⁃sey）、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贝恩（Bain）等咨询机构以及各大商学院，通过选拔智力出众的人才并构建关于企业如何成功的理论模型，在推动这一从“体育健将型人才”向“高智力型人才”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新京报：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两次对优绩制重要的反击。普通民众认为是知识精英的决策让美国深陷麻烦。对优绩制的反对，是否往往和反智主义，或者反精英主义相联系？你认为特朗普的上台如何影响了优绩主义的影响力？

伍尔德里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引发了针对优绩主义的反弹。大卫·哈尔伯斯坦（David Halstrom）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指出，越南战争是由国内一些最聪明的人（其中大多数是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策划发起的；而伊拉克战争则是由一群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推动的。

战争是否助长了反智主义，这一点尚有争议。尽管针对越南战争的反弹声浪高涨，但这并未妨碍比尔·克林顿赢得1992年大选，也未阻止他招募大量同样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及牛津、剑桥大学的人士进入政府任职。然而，伊拉克战争无疑促成了特朗普政府的诞生；该政府将政策失败归咎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并试图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传播理想转向追求权力。

关于特朗普的问题，看起来显得尤其复杂且似乎充满矛盾。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出现，是对主导民主党的“精英优绩主义”的一种反弹：特朗普厌恶巴拉克·奥巴马——后者是典型的常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精英——并曾在集会上盛赞“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然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支持最高法院废除“平权行动”的裁决，理由是该政策破坏了优绩主义原则，并对亚裔美国人（他们在SAT考试中表现优异）构成了歧视。特朗普还在其2025年的就职演说中正面提及了“优绩主义”这一概念。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如何抵御“精英的傲慢”？

新京报：请允许我概括一下你的核心主张：优绩制依然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我们需要防止它的堕落与腐化。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优绩制会腐化？比如，优绩主义逐渐与金钱结合，甚至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任人唯亲”。我们又该采用哪些具体措施防止这种腐化？

伍尔德里奇：我支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1）在大学招生录取时，更加重视SAT等客观测试以及其他类似智商测试的成绩。（2）取消常春藤盟校等学校针对校友子女的优先录取政策，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优待特权阶层。（3）增加学术型学校的数量——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并采用考试作为录取依据。（4）扩大超常的天才教育的规模，并将考验智力的考试作为进入天才教育项目的准入条件。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使得无论出身于何种社会阶层，都能让那些才华横溢的儿童从学前教育阶段起，一路顺畅地接受教育直至大学毕业。

新京报：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是近年来讨论优绩主义问题重要的作品，也在中国畅销。你认为精英的傲慢可不可以被克服？比如，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虚精神，有助于抑制这种傲慢。中国大学的精英毕业生，尽管信奉优绩主义，却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并不完全来自自己。你又会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优绩主义的影响？

伍尔德里奇：精英阶层的傲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既助长了成功者对不成功者的轻视，又在不成功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怨愤。中国的“谦逊精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案。此外，我还建议采取另外三种措施：（1）在培养智力的同时，注重品格教育。英美两国的精英私立学校曾推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即“受之于人者，必当回馈于众”）的理念。精英学校应让学生接受冷水浴和艰苦的体能训练，而不是提供如今这种豪华的宿舍。（2）强调卓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非只有一种。那些擅长动手实践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那些擅长动脑思考的人——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取代脑力劳动，前者甚至可能更为重要。德国在倡导学术型学校与技术型学校享有“同等社会尊重”方面做得尤为出色。（3）鼓励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相互融合，例如通过实行强制兵役制来实现这一点。

新京报：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论点：优绩主义精英常常是全球化的大力提倡者，因此，对于优绩主义的批评者来说，优绩主义者常常被塑造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尤其对于右翼的批评者来说。但如今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全球化似乎在式微，各地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高涨，在这个语境下，成为一名精英很多时候恰恰意味着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你认为存在这个变化吗？

伍尔德里奇：是的，我认同这种变化是存在的。在1980年至2000年间，大量优绩主义的受益者涌入的是全球性的商学院，以及在全球咨询公司和跨国企业任职，并以飞行里程数来衡量自身的成功——当时，占据“A1”号座位（即头等舱首排）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咨询公司和商学院的光环已有所褪色。许多最顶尖的人才转而投身于军队、情报机构，或是像Palantir这样专注于改善公共部门的咨询公司。这些精英阶层正重新与民族国家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人工智能时代的“才华”

新京报：你认为新冠疫情对优绩主义文化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爆发了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此后数年，知识和文化界对优绩主义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并提出了你书中所谓的“微歧视”问题。你认为这对文化和思想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伍尔德里奇：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发生在一个因新冠疫情而情绪高度紧绷的世界里，这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反思浪潮；然而，这场浪潮往往将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及各种社会弊病归咎于优绩主义——在我看来，这种归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反对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根源远早于那起事件：它既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迈克尔·扬于1958年出版的那本关于精英择优制的著作。

我认为，这场全球性反思并未能有效解决其初衷所针对的问题：“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许多领袖其实是另有所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筹得的资金据为己有，而非用于改善同胞的生活。许多活动人士将精力集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议题上，例如“黑人”（black）一词的首字母是否应大写，或者“拉美裔”（La⁃tino）一词是否应拼写为“Latinx”。如今，作为一种体制性力量，身份政治正在式微（我不认为它配得上被称为一种“思想力量”），而我们得以再次看到优绩主义深层的价值——它既能消解社会偏见，又能创造更多机遇。

新京报：你在书中对亚洲的优绩制实践提出了很多赞扬。以中国为例，中国有悠久的科举传统，如今，高考也是非常典型的优绩主义选拔模式。这些制度确实促进了社会流动，但也带来了你所谓的过度竞争问题。中国的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在求学和工作中不断地面临和他人的比较。我们该如何处理优绩制导致的竞争过度的问题？

伍尔德里奇：我会通过将“淘汰式选拔”（replacing selec⁃tion）转变为“配置式选拔”（elimination with selection）来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不应再认为只有考入“顶尖”大学才算成功，而应认识到，真正的成功在于找到最适合自身独特才能的院校。中国可以建立一种机制，让学术型院校与非学术型院校享有同等声望，从而让各类人才竞相涌现、各展所长。此外，不同人才的发展节奏各不相同，在“百岁人生”的时代，一个人22岁时的状况未必能定格其命运。

新京报：至少在中国，可能大多数的大学生的目标是“找份工作，生存下去”——哪怕是一份稳定但收入不高的工作。你在西方社会有观察到类似的变化吗？

伍尔德里奇：是的，我认为西方社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有些人选择尽早退出激烈的职场竞争，转而过一种更悠闲的生活。但我们也要警惕走向极端：在英国，有数百万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既不工作也不求职，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这并非通往充实人生的道路。

电影《她》（Her）剧照。

新京报：你的书名叫The aristocracy of Talent。优绩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界定何谓“talent”（才华）的历史。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人类劳动的很多价值都会被重估。你认为未来最有价值的才华是什么？这会给优绩制文化带来哪些冲击？

伍尔德里奇：好问题。我认为，人工智能将淘汰大量中层知识型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19世纪和20世纪，机器取代了体力劳动岗位，导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诉诸罢工；21世纪，脑力劳动岗位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人工智能将推升对两类人才的需求：（1）顶尖的智力型人才，尤其是那些兼具创造力的人才。智商处于极高水平的人群将能够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薪酬（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2）技术与手工技能型人才。能够构建并维护新人工智能经济基础设施的技术人员，其需求量将会增加。那些在新世界中如鱼得水的“高智商人群”也将拥有充裕的资金，用于购买各类实体服务——从管道维修、园艺到烹饪、按摩及体能训练，不一而足。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刘亚光；编辑：罗东 刘亚光；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