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数成绩落后需家长陪读？大学不应成为“延长版中学”丨新闻两点论

文 / 边雪

近日，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计算机2025级官方群内发布的一则通知，引发了网友热议。通知中提到：高数成绩现已公布，排名后30%的同学，年级将组织结对帮扶与常态化摸底，“必要时会向家长通报，或建议到校陪读”。通知还附有高数期中考试成绩位次参考，并提醒所有同学与家长提前沟通近期学习状态。

大学，尤其是理工科院校，《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学习成效直接关系到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根基。部分学生从高压的高中，步入相对宽松的大学，可能产生“失重感”，确实需要及时的外力干预，以避免学业滑坡。

然而，“向家长通报成绩”乃至“建议陪读”的“大学高中化”管理方式，是否与高等教育强调的主体责任相悖？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大学生应为其学业表现负主要责任，将学业问题上升到家庭干预层面，这是否模糊了大学生作为独立个体应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边界？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习惯于被督促、被安排的“被动体”，还是善于自我规划、敢于为自己负责的“主动者”？

校方工作人员称“更普遍的做法是在学生出现挂科时通知家长，单科成绩通报可能是个别辅导员采取的辅助激励措施。”从现实层面看，校方要求“家长陪读”的设想并不具备实操性。并非所有家庭都有条件“到校陪读”，家长工作性质，异地居住等因素，都会造成客观差异。当学习问题被转化为一种新型负担，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自主学习，更模糊了家校权责的边界，反而会激化家庭矛盾，损耗对学校的信任。

在“批量培养人才”与满足“个性化成长”之间，高校学生工作应当寻求平衡——实施有效的学业帮扶措施，而非简单地“找家长”。若大学生成绩落后，背后可能是学生学习方法、适应能力乃至专业匹配度的问题，校方可以建立更常态化的师生学业咨询机制、发展朋辈辅导项目、利用相关AI分析技术提前干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解决成绩“掉队”的问题，而不是将压力传导给家长。

蔡元培先生曾言：“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学识的广泛积累，在于追求真理与精神的自由，更在于培养大学生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成就独立人格的能力。只有当大学在管理方式上更多地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教育的园地才能培育出真正根系强壮、能经风雨的参天之木，而非在温室中被庇护的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