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生态问题备受关注。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高校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国家课题、核心期刊论文、非升即走政策以及末位淘汰机制让许多人难以喘息。

与此同时，大学的核心使命——教书育人却被逐渐边缘化。尽管各方都在努力强化教学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依然是国家基金项目和核心期刊论文等成果。

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女扮男装的薇奥拉替主人向奥丽维娅求爱时提到，“您这位绝世美人在我主人心头。”

奥丽维娅追问：“在他的心头？具体在哪一章？”

薇奥拉回答：“按照目录排列，是第一章。”

然而，奥丽维娅却回应：“噢！我已经读过那一章了，不过是些旁门左道罢了。”

如今，对于许多高校教师而言，教书育人的理念似乎已不再是心中的“第一章”。并非他们不愿意专注于本职工作，而是当下高校生态的变化迫使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应对各种考核指标上，以追逐所谓的学术进步。

特别是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无论是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还是争夺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都成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竞争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普通高校甚至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进行答辩。然而，全国每年产出的5万篇新闻传播学论文究竟有何实际意义？

这些文章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可能加剧系统紊乱，进一步增加熵值。至于各类奖项是否真的有助于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并推动“支撑性学科”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值得深思。

回顾过去，那些风清气正的大学校园令人怀念。虽然时代变迁不可逆转，但追寻社会主义大学及其新闻教育的初心仍然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停下来反思：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

与今天的青年教师相比，我的教育背景和专业基础显然存在差距。如果把我的经历比喻为驾驶拖拉机颠簸在乡间小路上，那么今天的青年教师则像是开着豪车驰骋于高速公路上。

理论上，这样的条件应该让他们如鱼得水，事半功倍。然而现实却是，他们的道路日益狭窄，规则愈发严苛，前行变得异常艰难。

想象一下，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成为梦寐以求的大学教师，结果却面临一系列繁重的任务：既要承担各种课程教学，又要应付核心期刊论文和国家课题的压力。

尤其是女性青年教师，往往需要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等到深夜哄孩子入睡，才能挤出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

近日，我听闻某名校教授讲述了一位优秀女博士后的遭遇：她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但由于未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被解聘，得知消息后她不禁失声痛哭。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人历经艰辛终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却因健康问题英年早逝。在这样的环境下，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已成为许多青年教师遥不可及的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教授曾引用瑞典延雪平大学教授佩尔松的研究指出，在全球高校中，中国学者的压力指数最高。该研究将压力分为0到5的六个等级，其中德国的压力指数为0，而中国的压力指数为5，且是唯一达到这一级别的国家。

究其原因，德国缺乏绩效管理文化，而我们却将这套体系发展到了极致，各种评估、学科排名、职称晋升等任务接踵而至，对教师的考核如同福特汽车流水线般精确而机械化。对此，有识之士早已提出批评，北大李零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形容大学像“养鸡场”。

此外，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反馈的问题显示，31所中管高校普遍存在“象牙塔”藏污纳垢的现象，呼吁还菁菁校园一片净土。

因此，建议切断课题、论文、奖项、帽子等与教师职业命运的捆绑关系，让教师能够专注于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

事实上，课题只是研究资助的一种形式，并不等同于学术成果，这一点在理工科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均适用。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精神产品并不依赖资助而诞生。

关于核心期刊的神话，也需重新审视。

首先，英雄不问出处，文章的价值不应取决于发表平台；其次，设立核心期刊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而非作为评价标准；

再次，研究表明，核心期刊有时更倾向于保守，真正的创新思想往往在边缘领域突破，正如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最后，当前体制下，全国核心期刊一年可发表的文章数量不足十万篇，而需要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需求却高达百万篇，供需矛盾显而易见。

同样，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的数量也远不足以满足所有需求。假设十个竞争者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必要的课题支持，就不难理解为何校园内竞争如此激烈。

即便采取措施拨乱反正，也需要一段生态修复期。就像曾经的雾霾天气，经过十多年的治理才逐渐改善一样，让大学及其新闻教育回归风清气正的状态，也需要时间和努力。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于1984年在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教，1994年任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