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始于澳门一间教会小学的课桌旁。 那一年，容闳七岁。父亲牵着他走进校门时，想来没有太多念想，只是看中了这学堂管吃管住、不花一分钱。英国传教士夫人古特拉富主持的课堂里，这个中国孩子开始从字母学起，也从三餐学起。后来学校迁去香港，改名为马礼逊教会学堂，容闳在那里读算术、读地理，下午再学国文，一读就是六年。 有一个细节，容闳晚年写自传时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校长布朗先生是耶鲁毕业的美国人，性情沉静，处事灵活，还有点乐观主义的底色。他不惜心血去教学生，也不摆架子，能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从无一丝学究气。这样一位老师，对容闳来说或许不只是授业的人，更像一扇窗，窗外确实连着大洋彼岸的另一种世界。

1846年8月的一天，布朗先生站在讲台前，说自己身体不好，决定回美国去。他想带几个学生同行，让他们在大洋彼岸完成学业。如果有人愿意，请站起来。 容闳第一个站起。接着是黄胜，再接着是黄宽。教室里安静到能听见呼吸。 四个月后，三个少年登上了亨特利思号帆船。船离岸的时候，海湾的风吹得辫子飘起来，谁会知道这段航程将成为中国近代史里的一道刻痕呢？

容闳进了孟松中学，学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849年，他报考耶鲁，理由是校长的母校就在那里，布朗牧师也是。多年以后，他成了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大学时代的容闳，心里种下了一个念想：既然我受过了这样的教育，就该让后来的人也能享受到同样的光亮。他在自传里写得很直白：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可他回国之后，现实的墙比想象中厚得多。他试过太平天国，结果看到的不是新天新地，而是比清廷还要陈腐的一套秩序。失望而归之后，他转而走向曾国藩、李鸿章这条洋务的路。1863年曾国藩去函想见他，容闳便入了幕府，成了洋务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1870年，天津教案处理之际，容闳做翻译，瞅准时机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原以为要等很久，没想到曾国藩当场就点了头，联名李鸿章上奏清廷，居然很快获准。

前后将近二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容闳的梦算是落地了。 1872年，容闳率领首批30名幼童赴美。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起初穿着长衫，拖着辫子，进了美国的学堂。许多人后来考入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学工程、学矿冶、学法律，读美国书，吃美国饭，在美式的环境里过生活。 日子一长，辫子就成了问题。它碍事，也碍眼。孩子们渐渐把长发剪了，遇到清朝官员来巡查，再借一条假辫子接上。这事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不只是衣冠问题，这是忠诚问题。何况他们还对四书五经提不起劲来，对孔夫子的态度也远远谈不上敬畏。

保守派大臣看不下去了。1881年，清廷下令撤回全部留学生。三批幼童被迫从8月21日起，分批登船返国。容闳半生经营，就此折在半途。 他失望，却不曾冷漠。甲午战争时，他向张之洞献过购舰决战的方案；戊戌年间，他与维新派在北京走得近，变法失败后退避上海租界；后来，他终究转向了孙中山，还写信祝贺他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临终景象里，他惦记的还是祖国的将来，劝身边两个孩子回中国去。 《纽约时报》评价他是从脚趾到发梢，肺腑肝胆俱是中国人的那一型人。

如果回头再看那个南屏镇的码头，也许父亲的初衷只是一饭之安，而这碗饭的尽头，竟是一段宏大而忧伤的留洋史。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才算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方向？容闳没有走完那条路，但他铺下了第一段铁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