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并非单向输出，而是搭建一座座基于共同价值的桥梁，以中华文化的和谐观传递“共享发展”而非“文明优越”的立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通过各自的世界化实现全球的和谐共荣。因此，坚持和谐传播观不仅是传递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前提，也是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合作的有效途径。

“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核心逻辑是“以礼致和”。但中国人所追求的和谐并非静止的状态，更不是天然存在的无矛盾真空，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调节实现的动态平衡。“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指出“天道”就是事物的对立统一，如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从而推动事物在一定的规则内发生变化，在变化中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得到协调、和谐。也就是说，真正的和谐是承认万物各有其性，也就是承认万物之间、万物自身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宇宙运行的基本前提，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论语》所说的“先王之道”，就是遵循了这种“天道”，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并能以“礼”化解矛盾，使差异共存而不冲突。但若凡事都只为和谐而和谐，就违背了事物矛盾中和谐的本质，即“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只有经过“礼”的秩序、约束达成的共生共荣，才是真实的和谐。朱熹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严而泰，和而节。”“礼”即天理，是“天地之序也”，是自然规律。矛盾中的和谐是自然规则，人也应遵守这个“礼”，才能真正得到和谐幸福。矛盾与和谐不是人为构建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人要去将它们发现并呈现出来，然后去推动矛盾向和谐转化，这就是“礼”的目的。

“乡愿式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没有真正的道德原则，只是一味迎合世俗、讨好众人。“乡愿”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坚定立场，表面上与人无争，实则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虚与委蛇。以这种“乡愿”态度和方式营造的和谐并非基于真正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认同，也不是建立在坚持真理、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各方面都不坚持原则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平与融洽，营造一种看似和谐的氛围，往往忽视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或者对矛盾和问题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这种和谐本质上是脆弱的、虚假的，掩盖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本质是“敬”与“序”，明确反对“乡愿”式的无原则的和谐。坚持“礼”，就是尊重他者，就是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并共同支持对文化多元关系进行合理规范，而非为求表面和谐而放弃原则。文化交流中的矛盾，是文化和谐的一部分，只有“以礼为基”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要以“礼”化矛盾，以“和”聚共识。

中华文化从不回避文明差异的客观存在，从来都承认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正视文化冲突，承认价值观差异、认知偏差，既强调共同利益，也坦诚面对全球治理中的分歧，有理有据、有礼有节，通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目前，中国文化传播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一体推进，因此与中国经济力量走出去的关联度高。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企业要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习俗，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以“礼”化解各种误解，尤其是资源、利益方面的矛盾，既不回避利益诉求，也不回避矛盾交汇点，不单纯追求经济“和谐”，而是主动以“礼”之规范化解利益矛盾，实现合作的可持续性。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要坚持以“礼”为基础的传播伦理，“持之有节，春风秋霜”。对己，传播主体要加强自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传播对象面前避免文化优越感，拒绝“文化霸权”，以“礼”的克制赢得信任，而非谋求文化主导地位。对人，传播主体要尊重他人，遵循国际传播的“公共礼仪”，遵守传播规范，尊重传播对象的接受逻辑。当传播对象对“中国模式”产生误解时，要以事实案例替代意识形态对抗，用“礼”的理性化解偏见，不能回避矛盾或情绪化回应。

两石相击才会产生火花，文化交流通过矛盾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而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和实生物”，即不同文化通过碰撞产生新价值。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和”，不是消弭矛盾，而是让矛盾成为文明互鉴的契机，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文化共振。世界需要和平，人类文明最终只有在和谐中才能延续、发展。中华文化的“礼和之道”超越了冲突，但并不回避矛盾，而是相信一切矛盾都可通过合“礼”的对话转化为互补资源。但“礼”需“义以为质”，和谐必须以正义为根基，不同文明只有在平等对话中才能共同制定“和”的规范，在涉及主权、历史认知等核心利益时，中华文化绝不因求“和”而放弃原则。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在“礼”与“和”、承认矛盾与坚守原则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向世界贡献“致中和”的中国智慧，展现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要坚持的和谐观，本身是要向世界传播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本质既非妥协退让的“和稀泥”，也非强硬对抗的“零和博弈”，而是以“礼”的温度与硬度，向世界证明：真正的和谐，始于对差异的尊重，成于对秩序的共建，终于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守护。这一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对当代世界文明冲突的独特回应，也是“和而不同”精神在国际传播中的永恒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