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UNESCO的统计，截至2026年3月，全球有114个教育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占全球国家的58%。[1]

那么，校园手机禁令对教育有什么影响吗？2026年4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发布的《学校手机禁令的影响：来自可锁式手机袋的全美证据》（The Effects of School Phone Bans: National Evidence from Lockable Pouches）[2]工作论文和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发布的《学校手机禁令对教育的影响：来自巴西的证据》（The Educational Impacts of School Phone Bans: Evidence from Brazil）[3]报告分别以美国和巴西为案例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学校手机禁令的影响：来自可锁式手机袋的全美证据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这篇工作论文是目前包含全美最大规模数据的校园手机禁令研究，研究由斯坦福大学Hunt Allcott、杜克大学Jason Baron、宾夕法尼亚大学Angela Duckworth等学者共同完成。

该研究的数据源包括：美国手机袋最大供应商Yondr提供的全国4607所公立学校的采购与实施时间记录；来自Advan Research的GPS定位数据，用以客观追踪校内手机活动量的变化；覆盖全美10万余名教师的手机政策专项调查；多州标准化考试成绩、出勤率与纪律处分等行政记录；以及来自Panorama Education平台的学生主观幸福感、课堂专注度和网络霸凌感知等问卷指标。该研究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这一方法适用于政策分批实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场景，能有效解决学校非随机选择采用手机袋政策的问题。

该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学生的手机使用量显著下降

研究发现，可锁手机袋政策显著且持续地减少了学生在校手机使用。从GPS定位数据来看，政策实施第三年，校园内手机活动量下降约30%；从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课堂上学生因私人用途使用手机的比例从61%大幅降至13%，降幅约80%，这一效果远优于宽松管控政策，证明该物理管控手段能切实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

2.学生行为与心理经历阵痛后趋于改善

校园手机禁令政策对学生行为和主观状态呈现先负面、后正向的动态变化。实施首年，学校纪律处分事件出现了统计上显著的增加，相当于停学率上升约16%。同时，学生主观幸福感明显下降，这一结果符合短期适应成本的逻辑，是学生适应新规、学校执行政策带来的短期干扰。

但从第二年开始，纪律事件的增加效应逐渐消退，学生主观幸福感由负转正并实现小幅提升。

3.对学生学业成绩整体无影响但存在学段分化特征

该研究显示，在手机禁令实施的前三年里，可锁手机袋政策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整体平均效应几乎为零，且统计精度足以排除超过0.008个学生标准差的提升，实际意义极小。换句话说，宏观而言，将手机锁入袋子并未使学生整体考得更好。

然而，这种整体上的“零效应”掩盖了不同学段间的鲜明差异。高中阶段的分析结果显示，锁袋政策带来了温和但正向的成绩改善，在数学科目上尤为突出，效应量约为0.024个学生层面的标准差，相当于在成绩分布上提升0.9个百分位，大约是拥有一位优秀教师一年增益的1/5。

然而在中间学校，效应估计则整体呈现负向，显示出小幅的学业退步。研究者推测，这种差异背后可能有两种补偿机制：年龄较小的初中生自控力更弱，在手机被禁后更可能将注意力转向同伴间的打闹或其他非学习活动；同时，数据也显示高中生在限制后手机使用的减量更大，因而可能获得更显著的“减负”效应，而中间学校学生则承担了政策执行的摩擦成本而未获足够的正面补偿。

4.对学校环境未产生显著影响

该研究发现，手机禁令政策对于对学生出勤情况无实质作用，研究者可排除出勤率有超过0.056个百分点的改善，相对于93%的平均出勤率，变化幅度不足0.1%。说明限制手机使用并不能提升学生的到校意愿和出勤稳定性。而感知到的网络欺凌或自我报告的课堂注意力没有可衡量的改善。在课堂注意力方面，政策实施后第二年出现了一个统计上显著的负面估计值。但研究者提醒应谨慎解读，因为该指标所涉及的学校子样本在政策实施前就已存在差异化的变化趋势。

二、学校手机禁令对教育的影响：来自巴西的证据

该论文由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Guilherme Lichand领导，研究聚焦巴西里约热内卢市，该市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包括1500余所学校，65万余名学生，2023年8月率先在巴西立法禁止校内非教学用途的手机使用，先限制课堂、后扩展至全天。

该研究数据主要源于里约热内卢学区的行政数据，包括学生入学人数、学生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数学和葡萄牙语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主要样本为在2022-2024年期间曾就读于中间学校（6-9年级）的学生，但不包括在此期间发生转学的学生。为了解各校禁令前的手机管理状况，研究团队还与市教育局合作，于2025年对全市中小学校长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了近九成的回复率。此外，研究者还对数位校长进行了深度访谈，以质性证据补充量化发现。

为了准确分离出该政策的因果效应，该研究对比了禁令实施前后两类学校的情况：一类是禁令实施前已对手机使用设有严格规定的学校（即“控制组学校”），另一类是与前者相似但此前仅有部分限制或无任何规定的学校（即“实验组学校”）。

该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学生手机使用下降明显，但执法远非完美

在评估学业效果之前，研究者首先确认了政策对手机使用的实际影响。校长问卷的回顾性数据显示，禁令前两类学校的手机使用都相当普遍，但宽松学校的问题更为严重：控制组中40%的学校报告“多数或全部”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而实验组这一比例为52%。禁令后，两组的这一比例分别降至15%和19%。

然而，禁令的执行绝非完美。超过八成校长报告存在实施困难，尤其在课间时段，学生抗拒和监管能力不足是主要挑战。即便禁令后，仍有约72%的实验组学校和62%的控制组学校报告学生“大部分日子或每天”携带手机到校，他们通常将手机藏在背包或口袋中。

2.学业成绩显著提升，可达0.2个标准差

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手机禁令显著提高了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匹配样本中，禁令后实验组学校相对控制组，数学与葡萄牙语的综合成绩指数提升了0.061个标准差，数学科目效果更为突出，达0.077个标准差。

该论文指出，上述估计很可能只是政策真实效果的下限。由于控制组学校在禁令后手机使用也明显减少——从40%降至15%——“实验组相对控制组”的比较实际上已经扣除了一大部分政策效果。研究者基于手机使用降幅的组间差异进行了粗略校准：假设成绩改善与手机使用减少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那么禁令在“若无禁令”的反事实情景下，可能带来总计约0.2个标准差的成绩提升。

3.手机禁令对不同年级和群体学生影响不同

该研究发现，分年级来看，效果主要集中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中，六年级因基线手机使用率本就较低而缺乏改善空间，九年级因禁令在年龄较大学生中执行最为困难而效果不彰。这意味着政策在既有充分暴露、又有足够执行力的中间年龄段发挥了最大作用。

从学业成绩分布来看，成绩提升集中在原本基础较差的学生群体，分析显示实验组学校中低分段学生实现了向上的追赶，而控制组学校中则未出现类似变化，这说明禁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均衡器”角色，缩小了学生间的成绩差距。此外，当研究者按校长报告的手机使用实际变化程度分组分析时，发现成绩效应集中在确实报告了使用下降的学校中，在未报告下降的学校中效应微小且不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手机使用减少驱动了成绩改善”的因果链条。

参考文献：略

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成果，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