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陆续上调学费，优质高等教育的求学成本持续走高。与此同时，现行高校资助体系以绝对贫困为核心锚点，长期聚焦特困群体的兜底保障——这套制度在"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上功不可没，却也悄然形成了新的问题：数量庞大的城市中产家庭，收入不够贫困认定的门槛，又远未富裕到可以从容应对名校叠加开销的程度，始终处于政策的真空地带。

当"读好大学"的经济门槛不断抬升，而帮扶体系的目光仍停留在"两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浮出水面：优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否应当重新审视，为那些默默承压的"夹心层"家庭打开一扇减负之门？

今天，一读为大家分享姜超老师针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文章从政策结构、现实困境与国际经验三个维度展开讨论，以期引发更多理性思考。

国内“双一流”学费：该不该对中产家庭“减负”？

又是一年青云季，人间举子赴文场。

近年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学费稳步上调，优质高等教育的求学成本持续走高，如2026年秋季起，复旦大学等多所国内“双一流”高校正式执行学费上浮政策，其优势学科学费涨幅达10%，医学类专业年均学费突破8000元，而现行高校资助体系始终固守“重兜底、轻普惠”的逻辑。《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已占到家庭总支出的三成以上，面对逐年走高的优质高等教育成本，这一庞大群体卡在资助体系的“夹心地带”：达不到贫困认定标准，无力承担名校叠加的各项开销，却又享受不到任何针对性减负政策。一边是顶尖名校主动为中产卸下求学重担，一边是国内“双一流”学费稳步上调、资助政策依旧两极分化，资源高度向特困生源倾斜，长期忽视庞大的中产求学群体，只单一保障寒门学子就学权益的帮扶模式，反而催生了全新的教育不公，让夹心层家庭陷入升学承压、求学负重的困境。当优质高等教育的门槛悄然抬升，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国内“双一流”学费体系，是否也该为负重前行的中产家庭打开一扇减负之门？

01

那些长期被忽略的“夹心层中产”家庭

5月，复旦大学财务处挂出一纸公示：拟自秋季起上调"双一流"学科本科学费，医科调至8140元、理工科调至7700元。隔天，上海交大跟进。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重庆发文将全市公办高校医学类基准学费提至6400元，河南宣布14年来首次调标——理工类从3700直接跳到5000，涨了35%。出国读书亦如此，牛津、帝国理工、UCL……英国顶尖大学正在上演一场“涨价竞赛”，剑桥大学医学专业，六年读下来，国际生至少要掏45万英镑。按今天的汇率算，超过400万人民币！国际本科生的平均学费，四年内要涨29%。一边是双一流学费持续走高，一边是资助政策长期向贫困群体倾斜，这种单一兜底的帮扶模式，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反而催生了新的不公，让数量庞大的中产“夹心层”独自承担优质高教的成本压力。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3）》2022—2023学年官方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总消费的17.2%，而典型城市中产家庭这一占比高达32%，一线城市中产更是攀升至45%，高等教育成本已成为压在普通工薪家庭身上的一座大山。

我在高校工作期间，指导过的一个学生，父母都在老家的医院上班，听起来是稳当的“双职工中产”，但每月打到孩子卡上的1500块生活费，已是这个家庭精打细算后的极限。孩子懂事得很，从不开口要额外的东西，但他大二那年退出了我们学院的境外交流项目——不是因为成绩不够，而是三周的行程费用抵得上他们家三个月的总收入。孩子的原生家庭不贫困，父母做着体面但收入平平的工作，家庭年收入卡在10万到20万这个不上不下的区间，但他从来不是高校“奖助贷”体系重点瞄准的对象。因而，当下高校助学体系长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盲区，讨论集中在“寒门贵子”和“精英培养”两大群体，而被长期忽视的中产群体，着非常鲜明的共性表征：他们无特困兜底、无政策倾斜、无财富兜底，收入稳定却不宽裕，有固定社保、无建档立卡贫困身份，够不上任何官方助学减免标准，无法申领助学金、学费减免、专项帮扶；他们大多依靠工资性收入养家，无大额房产、无企业经营收益、无被动资产收入，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叠加子女双一流求学开支，只能压缩生活质量、削减家庭储备、被动透支积蓄，大多数靠原生努力考入双一流的普通学子，均来自这类家庭，却始终无法享受优质教育对应的政策善意，而被长久地搁置在了话语的盲区里。

02

只兜底贫困也带来新的教育不公

按照现行高校资助规则，本科生国家助学金、励志奖学金等帮扶项目，资助名额整体控制在在校生总数的20%以内，认定标准严格对标建档立卡、低保、特困供养、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等特殊困难群体，这也是多年来“不让一名贫困生因贫失学”的坚实保障。但这套以绝对贫困为核心的认定体系，却把数量庞大的中产家庭彻底挡在了门外，制造出一种“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新不公。更讽刺的是，现实中还出现了资源错配的乱象,部分本不该受助的家庭反而钻了政策空子。2026年3月，河北金融学院一名张姓学生被曝隐瞒家中经营三层酒楼的事实，虚构贫困身份骗取4800元国家一等助学金；中山大学也曾有获助学金学生被举报使用价值2万元的“苹果四件套”、千元演唱会门票，引发全网争议。这些事件背后，是中产家庭的集体委屈：真正需要减负的夹心层被政策无视，少数不符合条件者却能挤占资源，助学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这种两极分化的格局，只守住了绝对贫困的底线，却无视了大量家庭面临的相对困境。当主流求学群体长期处在政策真空地带，所谓的教育公平自然变得片面，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蔓延的教育焦虑。

这种片面的帮扶模式，一方面不断放大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加剧阶层焦虑与对立情绪。不少中产家长看着逐年走高的求学成本，又看不到任何政策帮扶的可能，只能被迫加倍内卷：从中小学阶段就加码课外培训、升学规划，试图让孩子考进更好的学校，又在子女进入大学后持续勒紧裤腰带。长此以往，“读名校=沉重负担”的认知会慢慢固化，原本纯粹的求学之路，被浓重的功利与焦虑包裹。同时，学生之间、家庭之间因资助政策产生的心理落差，也容易滋生攀比、失衡的心态，消解校园里平等友善的氛围。另一方面，这也偏离了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双一流高校依托国家公共资源办学，本应面向全体民众提供普惠性的优质教育，而非变成“困难群体有保障、普通家庭全自担”的分层消费。一味只盯着绝对贫困兜底，放任中间群体独自承压，会让公众逐渐质疑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弱化大众对公共教育体系的认同感。教育公平不该是只守住最底端的防线，更要兼顾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否则再完善的兜底政策，也弥补不了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主流求学群体长期处在政策真空地带，所谓的教育公平自然变得片面，这也是当下全社会教育内耗愈演愈烈的重要诱因。

03

善待求学中产，方能缓解全民教育内卷焦虑

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从来都不是无端的情绪宣泄，而是现实压力层层叠加后的必然结果。教育焦虑的峰值恰好集中在中产群体身上，他们身处不上不下的“夹心位置”，一边笃信教育是维持乃至实现阶层跃升的核心路径，一边又要直面持续走高的高等教育开支，双重压力之下，内卷心态不断发酵。《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也提到，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家庭年收入的30%以上，从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辅导、升学规划，到大学阶段的学费、生活费，教育开销如同持续加码的重担，让不少家庭不敢松懈、不敢停下脚步。不少一线城市的家长坦言，为了让孩子考上双一流，中小学阶段就投入数十万元用于补习和素质培养，本以为踏入大学校门就能松一口气，可逐年上涨的高校成本，又让新的压力接踵而至。有不少学生表示，父母为了供养自己读书，推迟了购房、养老、旅行等诸多规划，全家人的生活节奏都围绕“孩子求学”转动。这种状态下，家长们自然陷入“不敢躺平、只能拼命内卷”的怪圈。

放眼海外，我们也能看到截然不同的应对思路。2026年5月，芝加哥大学正式公布新政，从2027年秋季开始，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本土本科生全部免除学费，这项政策覆盖了学校八成左右的中产家庭，其核心目的就是降低优质高等教育的就读门槛，消解普通家庭的求学焦虑，彻底打破了“助学金只帮扶贫困群体”的传统认知。反观国内，当下的助学体系长期忽略中产群体，等于把庞大的中坚家庭推向了“独自承压”的境地。当越来越多中产家庭意识到，即便孩子凭借努力考上双一流，也依旧要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一部分人会选择提前降低期待，放弃冲刺顶尖高校，转而选择学费更低的普通院校；还有一部分人则会进一步加剧内卷，在升学赛道上投入更多时间、金钱与精力，试图用更高的投入对冲未来的风险。长此以往，不仅会让全社会的教育内耗愈演愈烈，也会扭曲教育原本的育人初衷。说到底，中产是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生源群体，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唯有跳出“只帮扶贫困生”的单一思维，针对性为求学中产减负，给他们看得见的政策善意与稳定预期，才能逐步消解弥漫全社会的教育焦虑，让教育回归从容、纯粹的本质。

作者：姜超，苏州市虎丘区组织人事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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