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庄十年》出版以来，已有将近5年的时间， 梁鸿没有出过新书了。

在过去3年里，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非虚构代表作家、“梁庄三部曲”的作者，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

这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严肃，也更严重的话题。据统计，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接近两成，而在所有抑郁症患者当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竟占到30%。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从来不只是青少年自己的问题。在梁鸿的调查中，她看到许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痛苦，同样痛苦万分。然而，家长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却是那样异质，以至于双方擦肩而过，却彼此无法感知。

怀着对爱的深切思索，梁鸿把自己的记录、观察与思考写进了她的新书， 《要有光》。

它是一种追问：我们是否在日常的话语、表情与行为中，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在文化与观念的深层，又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正在背离我们对孩子的爱？

本书获得了李敬泽、罗翔、项飙、刘擎、彭凯平等知名专家学者的倾情推荐。正如罗翔的推荐语所说：“ 在有光的地方才能找到真实的喜乐，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父母，都要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本书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勇气与希望，去倾听彼此的呼唤。

梁鸿与梁庄

大多数人认识梁鸿，是从她的“梁庄三部曲”开始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梁鸿，梁庄也不过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中，毫不起眼的一个。

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襄盆地，隶属于穰县。这是个南不南、北不北的地方，河水南流汇入汉江，算是长江流域，地里种的却是麦子。初夏麦子成熟，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又是割麦，又是打麦，从早忙活到晚，颇有种“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意味。

梁鸿是在2008年的夏天回到梁庄的。

从20岁离家求学时起，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回去，她已经有15年时间没有好好看过故乡了。彼时，她已经博士毕业，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成了家，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象牙塔里的生活稳定而有序，一切看起来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梁鸿总觉得哪里不对。一个声音不断跳进她的脑海，反反复复，越来越清晰：“这不是真正的生活。”

“背叛”，梁鸿想到这个词。她决定趁着暑假，带上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走看看，写点东西。

游子归乡，历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文学博士梁鸿，自然是要带着些归乡的忐忑回去的。车近穰县，天光半曙，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鲁迅写过的那个开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河南的夏天与江南的冬天，风景毕竟有些不同；但萧索却是如出一辙的萧索。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甚至常常人去楼空。楼也不是个楼，荒草长满了院落，有的房子干脆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废墟，连绵的废墟。在蜻蜓点水般匆忙造访的15年里，梁庄永久地改变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庄的衰败符合一种“先验”的想象，一种贯穿文学史的，用异域的、俯视的眼睛加以审视的解释学。然而，梁鸿并不愿意把故乡仅仅放在这样一个视域底下。如她所说，“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代人的内部逻辑”，但现实却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梁庄以及千千万万个梁庄这样的乡村，其所发生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剩余时间里的总和。

她的归乡计划被大幅延长了。整整5个月时间，她在父亲的陪同下重新认识了梁庄。每天，她和村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聊过去的日子和人，也聊15年来，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悲欢离合。

这是只有梁庄人自己才能记录下来的资料。又用了两年工夫，梁鸿将它们整理成一本20万字的书稿，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梁鸿认为，是因为“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这是一部在当时还十分罕见的非虚构作品，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将乡村从文学史上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自我言说，自我敞开。

作品出版后，引发巨大的轰动，但梁鸿却觉得，任务还远未结束。因为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占了梁庄人的大部分，他们在哪里，做着什么工作，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每天在想什么，如何看待梁庄，又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梁庄就是不完整的。”

于是就有了三年之后的第二本，《出梁庄记》。书名取自《出埃及记》，四个字就概括了梁庄人外出谋生的艰辛。在此之前，这本书还有另一个更直白些的名字，《梁庄在中国》，像是有什么东西一拳把梁庄打碎，碎片飞溅到各个角落，又重新生根发芽起来，长成新的梁庄。

本质上来说，这种再生交织着某种悲剧性：客居异乡的梁庄人始终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脚下那座城市内在的一部分。梁庄已经给他们的生命定好了形状。

而这，其实也是梁鸿自己“背叛感”的来由。

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走访了10余个省市，直接或间接记录了300多个梁庄人在外的浮沉。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在书中被一而再地揭开，但它们绝非梁鸿真正的目的。

她真正的目的是，“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与幸福”。

写完这两本书后，梁鸿一度觉得自己非常累，好长时间陷进去，没办法拔出来。梁庄的命运在她脑子里前前后后待了五年时间，成了一种无法承受之重。

她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写梁庄”。

但她错了。时间会流过她的一生，自然也会流过梁庄的一生。从《中国在梁庄》出版的2010年起，十年时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49.95%跃升到63.89%。中国的城乡格局迎来了决定性的转型，农村人口第一次少于城镇，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率却要比城镇多出一半以上。

梁庄怎么样了？梁鸿决定像十年前一样，回到梁庄，再去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

这一次，父亲没有再陪着她转遍整个村子。他已经去世了，和十年前一些被访谈的人们一样。剩下的还活着的人们，有人长大了，踏入不被重视的青春期，天天想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落下一身毛病，还不忘督促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千万别像他自己那样。还有的人，连风烛残年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衰老，活像是门楣上耷拉下来的半截春联纸，风一吹就抖一哆嗦，嘴里还念叨着过去不知道哪一年过年时的光景。

梁庄里没有统计数字，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只有一条法则是永恒的：祖屋必须存在，落叶必须归根。

相比于系列的前两本，《梁庄十年》的写作手法更加聚焦于乡村内部的纹理。她说：“‘乡村’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一个当代村庄的行进，其实也意味着现代生活的行进。”与其说，她是在写人物的一个个故事，倒不如说她写的是一幅幅面孔，灿烂的笑容，平缓的笑容，勉强的笑容，失去的笑容。

在后记里，梁鸿这样描述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情：

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

孩子的创伤

从2008年开始动笔，到2021年《梁庄十年》付梓出版，梁鸿将生命中最具创造力的时光留给了“梁庄三部曲”。

离下一个十年还远，接下来，该写些什么呢？

在2022年上映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导演贾樟柯记录了有关梁鸿的一件小事。

尽管三岁就曾随着母亲回到梁庄，但如今十多年过去，梁鸿的儿子早已经不会用穰县方言介绍自己了。他得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一句一句地复读出来。

他没有梁鸿那样浓烈的，关于梁庄的经历与记忆。他是属于大城市的00后，与乡村天然地隔着一道屏障。母亲在场，梁庄尚是一个实在；母亲离场，梁庄就仅仅成为一个符号。

也正是在这一年，同梁庄暂别了的梁鸿，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隔膜。

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

这并不是孤立现象。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梁鸿惊讶地发现，竟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亟须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

调查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其实，早在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的时候，她就曾触碰到这个问题的边缘。

那是芝婶五岁的孙子，还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送回梁庄老家寄养，靠着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到五岁。结果有一回，小孙子说想他妈妈，芝婶就说把他送到父母务工的新疆去，可他又无论如何不肯去，说急了，竟然回了一句：“奶你再说，我就跳坑。”

坑就是水塘。夏季炎热，梁庄常有小孩结伴去河里塘里洗澡，淹死之事也时有发生。想来芝婶的孙子大概是听说过同龄孩子的噩耗，也见过家长们哭天抢地的哀嚎，才会生出这般“威胁性”的想法。

然而孙子却是认真的。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提他的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当时，梁鸿还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梁庄故事的一个切面，把孩子的心理创伤与“留守”紧密捆绑。其实，无论留不留守，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心理创伤都有相当概率发生于青少年身上。

很多时候，这些创伤并不以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孩子只是沉默寡言，对周遭事物兴趣索然，从家长到老师，只觉得孩子是性格如此，一味要求他们“开朗”一点，“合群”一点。只有少数孩子，会最终演变成被大人们所承认的“问题儿童”：休学、退学、离家出走、精神疾病、暴力倾向，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创伤，被选择性地忽视了。和千千万万个梁庄一样，千千万万颗年轻而痛苦的心灵，在社会的洪流中走向集体失语。

梁鸿意识到，这就是她接下来该写的主题。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者，也作为一名母亲。

要有光，也要一同成长

青少年的心理创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梁鸿想要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

三年时间里，她的足迹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记录下他们真实的声音。

在大多数因孩子的心理创伤而变得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史（即使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因果关系）当中，“休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休学，意味着退出学校，退出社会化教育，同时也意味着，退出父母为自己精心设计过的未来。在休学之前，孩子自己已经在暗处挣扎了许久；在休学之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光的黑暗。

《要有光》的故事，就从一群休学或者退学了的孩子展开。

孩子们休学的原因各不相同。滨海市的敏敏，父母感情长期不和，时常爆发争吵。妈妈受外婆影响，习惯用暴力发泄情绪，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扇她耳光、掐她拧她，甚至拿字典、鞋拔子打她，爸爸则站在一边，冷眼旁观。

五、六年级时，敏敏因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成绩严重下滑。爸爸的应对措施是，把敏敏送到百公里外管理十分严苛的学校里去。在那里，敏敏极度不适应，并做出割腕、喝洗衣液等行为进行反抗。爸爸屈服了，给她办理了休学，但父母一心想让她复学，肉体施暴和冷嘲热讽一度变本加厉，直至敏敏吞下89粒安眠药试图自杀。

吴用则是另一种典型的情形。他在京城长大，从两岁多开始，就奔波于各种培训班，还参加了由家长、培训机构、竞赛老师组织的各种补习班。从初中开始，吴用就对应试教育产生了抗拒，更喜欢自己钻研深奥的数学问题。

考入京城最好的高中之后，吴用的精神波动与日俱增。但妈妈却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在吴用渴望休学时，总是以哭泣施压，甚至还去找校方介入。持续的压力导致吴用最终确诊重度抑郁倾向，在反复的吃药、停药、争吵、妥协后，妈妈最终同意了吴用休学，也退出了各种竞赛班群、家长群。休学后的吴用一度准备出国，但考试创伤仍未平复的他在备考时情绪崩溃，最终放弃出国，转而选择去南方一所大专读书，在业余时间里，继续自学数学。

梁鸿观察到，真正因为自源性的情绪障碍或心理疾病而不得不选择休学的孩子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孩子的创伤都来源于家庭，包括持续的暴力、压力和漠不关心。

但梁鸿并非想要在这本书里进行某种“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这些因素在学术界已经有过广泛、持久的讨论，可总还会有新的孩子，在与创伤的对抗中败下阵来，遍体鳞伤。梁鸿想要讨论的是，即使我们最终无法避免孩子们的心理创伤由量变引发质变，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传统的和当代的），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它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

在《要有光》里，梁鸿为家长们留出了足够的篇幅。作为一个外来者、第三方，梁鸿能够觉察到，绝大多数家长仍然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即使他们时常以一种孩子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的方式表达这种爱。他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爱的必要的约束。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比孩子经历过多得多的痛苦，所以孩子也应学习他们当初的方式，从痛苦头上迈过去。

但他们最终忽略的一点是，时代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社会仍在转型，可他们已经从心理上放弃了成长。

“与孩子一同成长”，这也是梁鸿给自己开下的药方。在和吴用聊天时，吴用曾反复说起自己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他说，没有一个整全的、美好的家庭概念，创伤是生命的本质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往前走，必须学会在一种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

有一次，吴用对他妈妈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梁鸿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

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