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志文

最近，四川成都，迎来多所“小初高”十二年贯通式学校和“初高”六年贯通式学校。当地教育局官网相关政策解读显示，贯通式培养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的尝试。成都市自2025年起，探索开展相关贯通式培养改革试点。上海市教委于10月20日发布《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建设一批高质量完全中学和含高中阶段的一贯制学校。

显然，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局部创新，而是在国家“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强普通高中建设的政策导向下，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的系统性改革实验之一。

当前，不少专家呼吁将义务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事实上，我国多数地区已基本具备普及高中教育的条件，特别是在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在实践中，也确实越来越多地方推动扩大高中教育资源。但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两个核心问题：中考以及普职分流。

202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92.8%，从数据上看高中教育已近普及，但问题在于：许多民众并不将职业高中视为真正的高中。针对普职分流的争议，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分类选择构建一个立体化多通道现代教育体系。其中之一就是建设“综合高中”，即推迟分流节点，让学生在高一年级保留普通高中学籍，至高二年级再根据个人选择分流至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

然而，这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中考背后的高中择校问题。谁进入由职高转型的综合高中？谁又能进入上海中学、学军中学之类的名校？录取依据是什么？部分专家，尤其是非教育领域专家在呼吁“取消中考”，但现实操作难题如何破解？难道要靠抽签决定？在此背景下，一贯制学校被视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实验价值确实多元：它有利于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特别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连续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规避中考带来的应试教育干扰。同时，它也在客观上绕开了中考这一环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与负担——这恐怕也是其受到许多家长欢迎的重要原因。

但关键在于：它真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不宜过度乐观。以中高考为代表的教育焦虑及相应负担，本质上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阶段的前置投射，其根源不完全在教育本身。且不论一些好的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毕业院校的严格设限，一些地方选拔选调生时，同样明确限定毕业院校范围。这种“学历标定”本质上是以教育评价替代人才评价，以分数门槛简化能力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学生不得不在教育通道中提前展开激烈竞争，只为获得最基本的入场券，尤其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性思维，不能仅表面化地看待教育焦虑。即使取消中高考，我们也无法取消社会竞争，自然也无法消除竞争带来的焦虑与压力，无非是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已。

更复杂的是，这种焦虑是一个系统性难题，不会因某个环节的取消而消失。取消中考，或许能缓解中考直接带来的压力，但后续还有高考这一关。难道我们也要取消高考？历史经验表明，当年取消小升初考试后，小学生的升学压力并未真正减轻，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前，教培机构的核心客户群正是小学高年级学生，而非中学生。

此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本身也面临公平性质疑：入学资格如何确定？抽签还是划片？如何保障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我们固然应当鼓励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探索与实践，但切忌过度理想化，为其赋予它无法承载的改革目标，更不能因理想化期待而扭曲实验本身的方向。教育改革需要实事求是，在缓解当前焦虑的同时，更要直面其背后的深层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渐进改善中寻找真正的出路。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